嵘始终高度关注。陆厥因父被诛感痛而卒，在陆厥和沈约都去世了以后，钟嵘著《诗品》，继续反驳沈约，《诗品序》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钟嵘不仅在《诗品序》里提出“声律论”的发明人应该是王融，“声律论”对诗歌创作同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以外，还在《下品》设《陆厥》条。《下品•陆厥》条说：
    
    观厥文纬，具识文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
   
    陆厥、钟嵘所论，意颇契合。故此条可与《诗品序》及《中品•沈约》条对读。钟嵘设此条，品评陆厥诗仅是带过；钟嵘说他诗写得不怎么样，但陆厥的“文纬”，“具识文之情状”，支持其反对沈约的声律论。在这场声律论的争论中，钟嵘坚定地站在陆厥一边，实际上就是对沈约的打击。
       
    4.在诗人及作品的评价上存在严重分歧
       
    在对建安七子的评价中，谁是“七子”的冠冕？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持不同观点不奇怪，奇怪的是，两种观点截然鲜明地对立。江淹在《杂体诗序》曰：“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
       
    “家有曲直”的内涵是，在当时的两大审美取向——词采和风骨方面，人们各持一端。
       
    沈约和刘勰认为冠冕应该是王粲。《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说：“子建、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将曹植与王粲并美，不提刘桢；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则说：“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以为王粲在刘桢之上，他们的论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钟嵘主张风骨、词采相济，以为汉以来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诗人是曹植。曹植的诗歌体现了“文”与“质”，“风力”与“丹彩”，“骨气奇高”与“词采华茂”、刚柔相济统一的美学要素。曹植以外，诗人皆有不足：刘桢有风骨，但“雕润恨少”；王粲“文秀”，但“质羸”，均为“偏胜”诗人。但在词采与风骨偏胜之中，钟嵘更重视“质”与“风骨”。据此刘桢优于王粲。故称《上品•刘桢》条说：“陈思已下，桢称独步”；《诗品序》谓“曹、刘殆文章之圣”；《上品•曹植》条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表明在诗歌美学理想上，与沈约、刘勰存在原则分歧。
       
    此外，在钟嵘确定的诗歌流派中，刘桢源出“古诗”，“古诗”源出《国风》，为主流正统一系；王粲则源出李陵，李陵源出“楚辞”，则是辅助主流的旁系。由源出看钟嵘的安排，王粲也不及刘桢。钟嵘假如想求誉于沈约，就不该有这种体系和想法。
        
    高木正一氏的《钟嵘的文学观》说：《文心雕龙•才略》篇、《谢灵运传论》认王粲为建安七子冠冕，以曹、王并称；而“钟嵘以为刘桢比王粲地位更高的说法，实在是一种独特的评判和对当时定评的挑战”。其实，比《诗品》行世更早的裴子野的《雕虫论》（实为《宋略•总论》）里已经说“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同样标举曹植、刘桢而不提王粲，裴子野和钟嵘一样，也认为“伟其风力”，使诗歌充满风力精神，是比词藻形容更重要的东西。
       
    钟嵘的诗学观，反对“词不贵奇，竞须新事”，把矛头对准王融、任昉；反对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特别是纠正“声律论”发明权、反对在诗中以平、上、去、入制韵等问题，这些观点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早晚会戳出来。沈约拒绝为钟嵘延誉，一定是钟嵘诗学观念的“锥子”刺痛了他的什么部位。
   
    沈约也评论五言诗，他经常赞誉后生和同时代诗人的作品。《梁书》载沈约对诗人和诗歌作品赞誉的有：
       
   （谢举）年十四尝赠沈约五言诗，为约所赞赏。（《梁书•谢举传》）
       
   （何思澄）为《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梁书•何思澄传》）
        
  同样书之于壁的还有刘显的诗：
       
    （刘显）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时沈约郊居宅新成，因命工书人书之于壁。（《梁书•刘显传》）
        
    谢举、何思澄、刘显的诗，在当时并不十分知名，但沈约仍然给予赞美，而对当时谢脁、何逊等著名的诗人，沈约更是赞美有加：
        
    （谢）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梁书•谢朓传》）
       
    沈约亦复爱其（何逊）文，尝谓逊曰：“吾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梁书•何逊传》）
       
    假如说，《梁书》中沈约赞美萧子显的赋有重复张华赞美左思的嫌疑，则沈约把自己喜欢的诗歌作品书于新居之壁的做法，倒是开了唐人先河。
   
     对沈约那么重视的何逊、谢朓、谢举、何思澄和刘显，钟嵘完成《诗品》的时候，除了谢朓已经去世，置之“中品”，其余都在世，钟嵘未品及。但钟嵘不会重视沈约欣赏的谢举、何思澄、刘显等人，假如他们死在钟嵘完成《诗品》之前，他们的诗能不能入品，都是问题。能入“下品”，“预此宗流”就算不错了。有一个例子可以旁证。大概在天监十一年(512)，沈约官至“特进”，不久，他选过时人的诗，名为《集钞》。
       
    《集钞》集了多少诗？抄了哪些人的作品？因书佚说不清楚。但沈约选过傅亮的诗。对于曾助刘裕建宋，后迎文帝刘义隆即位，官至尚书令、左光禄大夫，掌一时表册文翰的傅亮，不管是出于同僚的尊重还是朋友的情谊，沈约对他的诗还是非常欣赏的。今存沈约所撰《宋书•傅亮传》里，犹载有傅亮的《奉迎大驾道路赋诗》一首。
       
    据钟嵘自己说，他写作《诗品》时，曾参考过沈约的《集钞》，钟嵘想评傅亮的诗，但对傅亮不太了解，于是取沈约编的《集钞》来看，看了以后，便把傅亮放在“下品”里，对傅亮也连同沈约，给了这样的评价：
       
    季友（傅亮）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
        
    对于沈约重视的诗人和前辈，钟嵘不仅把他放在“下品&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