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品》正式评沈约时，称沈约是“梁左光禄沈约”，其中是有区别的。
        
    钟嵘在为沈约奖掖后进、提携新人的名声所迷惑的同时，也许还受到同道刘勰成功的鼓励。比《诗品》早十多年完成的《文心雕龙》，就是由刘勰通过“干谒”的形式求誉沈约，由沈约“取定”，得到赞美，最后大获成功的。这些，都成了钟嵘“求誉”沈约的范本和出发点。
       
    钟嵘去求誉沈约了。可以推测，当时钟嵘即使不给沈约看《诗品》的初稿，只与沈约谈声律论或诗歌发展观，沈约也会坚决地“拒之”，而且非常明确，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两人不同的诗学观，尤其是声律论上的巨大分歧，形同水火，不啻诗学仇家。沈约当然不可能为钟嵘延誉，而钟嵘撰写《诗品》批评沈约，也就成了意料中事。
       
   二
       
    钟嵘与沈约的分歧主要有：
       
    1.对当世诗风和诗歌成就的评价截然不同
       
    对当世诗风和诗歌成就的评价，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专业的批评家无可回避的问题，即便现在，我们也未必能分清钟嵘与沈约之间谁对谁错，有的没有对错，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沈约和钟嵘各持一面；因为两个人的地位不同，角度不同，沈约在台上，钟嵘在台下；沈约是“唱戏”的，钟嵘是“评戏”的；一个是盾，一个是矛；一个是批评对象，一个是批评者；自然会对戏本身有不同的看法，沈约会说“好极了”，钟嵘会说“糟透了”。只有刘勰非常聪明，《文心雕龙》虽然体大思精、面面俱到，但他对当朝的文学问题，基本不谈。
       
    而钟嵘不同，《文心雕龙》在前，《诗品》后出，钟嵘必须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也像他的前辈刘勰一样，绕开矛盾，不谈近世；要么就冒与世人观点对立的风险。他显然觉得，不涉近世而侈谈诗学理论和五言优劣不啻隔靴搔痒，虽有风险也只能选择后者。但涉及近世，矛盾就不可避免。
       
    2.对汉以来诗歌发展和流变问题的回答不同
       
    钟嵘的回答是：诗歌的发展是有曲折的，诗歌高峰应该在建安时期，至宋、齐、梁则有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趋势。故钟嵘《诗品》的上品“名额”，汉三人（李陵、班婕妤、古诗算一人）、魏三人（曹植、刘桢、王粲）、晋五人（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而余下宋、齐、梁三代，只给了谢灵运一人。汉魏当然是重点，汉魏以外，他宁可多给一点晋，也不多给宋、齐、梁，除了今不如昔的观念，还有纠偏和强烈表达自己诗学观的用意。
       
    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只以发展新变的诗学观看问题：“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他只说潘岳、陆机是曹、王的继承和变体，不作高下评判，钟嵘则以为潘、陆均不如曹植。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觉得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比前代文学毫不逊色。而钟嵘《诗品》则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宋代文学。这些，都是他们对汉以来诗歌发展观念的不同。
        
    3.对“声律论”的评价及其发明权问题的争论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以上这些话，沈约都以发现千古秘密的自信和自己就是发明人的口吻，高度评价“声律论”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揭示了汉以来至于晋宋无人知晓的声律入诗的方法。所谓“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那是大家都在写，但无人知晓的诗歌声律问题。
       
    沈约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因为书佚，无从考证沈约是否就是声律论的发明人。而后来的《南齐书•陆厥传》只是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禺，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且以之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号为‘永明体’。”讲了“永明体”产生的时间，有哪些诗人，以及“永明体”对文字、声韵的要求等等，也没有涉及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声律论”的发明人是否就是沈约。
       
    只有钟嵘《诗品》辨彰清浊，认真地论述“声律论”的发明权问题，钟嵘《诗品序》说：
        
    王元长创其首，沈约、谢脁扬其波。即从正面纠正了这一事实，发明人是王融，而不是沈约，沈约不过因为他的身份关系，成了代言人而已。钟嵘的话虽然没有其他证明材料，但钟嵘是当世之人，与王融、沈约、谢脁有的有交往，如与谢朓论诗等；又沈约有崇己抑人之病，在他编纂的《宋书》里，为他的祖父曲笔回护，改写事实，被人发现，作了检讨。《宋书》多取他人的资料，却不注明。这种把他人成绩算在自己账上的做法，沈约是心虚的。对于“声律论”及其发明权的问题，恐亦如此。
       
    针对沈约自谓发现“千古之秘”的说法，23岁的齐秀才陆厥也著文反驳，陆厥《与沈约书》说：
       
    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 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陆厥认为，早在建安时代，曹、刘等人就已发现声律与诗歌的关系，并用声律的原理进行创作，有许多名篇佳制可以证明，不必等到宋、齐以后的沈约再来发现。所谓“此秘未睹”、“曾无先觉”，近于诬言。陆厥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以批判者的犀利，数说沈约的荒谬，口气严峻得像师傅在教训徒弟，这使沈约不得不写《与陆厥书》反驳。
       
    《与陆厥书》重申《谢灵运传论》中的观点，强调五言诗两句十字之内，应尽平仄相配、低昂互节变化之能事，肯定这是五言诗重要的新法则：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对这一场争论，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