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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牡丹 牡丹诗

2013/2/20 17:01:59 点击数: 【字体: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文学遗产的瑰宝,影响之大,在当时就远达***。李白与杜甫当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白居易的名声并不亚于李白与杜甫。

    白居易的诗歌自有十分显著的特点,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非任何诗人所能比拟,超越了“诗言志,文载道”的范畴。举例言之,他对当时音乐、舞蹈的诗歌就数量既多,而且绘声绘影,弥补了史书留下的巨大空白。

    欣赏牡丹是唐代朝野都流行的时尚,诗人题咏牡丹更是蔚成风气,但绝大部分诗人都是集中在赞美牡丹的“国色天香”方面,佳句丽词,连篇累牍。在这方面,白居易也不例外,但是,他经常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可以说没有模仿前人,更未落入俗套。兹举三方面论证之。

    李白与杜甫的友谊非同一般,由于李白有时狂放到了狂妄的程度,又经常遭人嫉忌,因此出现了“世人皆欲杀”的气氛,而杜甫依旧“吾意独怜才”。白居易与元稹的友谊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不仅在生活上能相互关怀,而且对政治、文学的看法也极其近似,所以当时就被认是同一流派的诗人,而有了“元白体”之说。

    白居易、元稹曾同时在朝为官多年,不仅彼此唱和,一起听歌、赏花、饮酒,也是常事。长安与洛阳都以种植牡丹、观赏牡丹为风流韵事,骚人墨客自然也写了大量关于观赏牡丹的诗。

    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既无公园或植物园一类设施,御花园或宰相府等又不对外开放。幸而佛教的寺院极多,颇具规模的,也就在花木方面设法吸引文人、富豪或闺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写的是常熟虞山的破山寺,长安、洛阳的寺院则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有一种习性,喜爱与良友或亲人共赏良辰美景的兴趣,如果良友或亲人不在身边,会因此感到万分遗憾。一般人遗憾在心而已,而诗人则在触景生情之余,非把这种遗憾表达出来不可。

    在长安、在洛阳,我们说“冠盖满京华”,确实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官场又如棋局,瞬息万变。往往声势显赫的高官顷刻之间成了阶下囚。因此,白居易、元稹共同观赏牡丹之诗尚未发现。元稹曾贬往荆州,白居易曾贬往江州(九江),有时互通音讯都困难,甚至生死存亡两不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白居易写了《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

    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

    岂独花堪惜,方知老闇催。

    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迴。

    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这是白居易第三次来西明寺观赏牡丹花,像这样的赏心乐事,最理想的伙伴当然是元稹。但是,元稹身任监察御史,奉命去四川彻查任敬仲等贪官,他雷厉风行,把贪官的罪状查得一清二楚,反而引起众官员的恐惧,受到了中伤。回长安之际,夫人病逝。皇帝李纯不仅没有对他嘉奖,反而下令“分务东台”,把元稹赶出长安,派往洛阳去了。洛阳原来地方上的势力十分嚣张,使元稹陷于困境。

    就这样,白居易心情十分沉重地单独来西明寺观赏牡丹,知元稹不仅没有能随同前来,“东都去未迴”,吉凶难卜。赏心不成,反而伤心,何乐之有呢?

    随后,白居易在第二年又有一首《重题西明寺牡丹》:

    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

    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

    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

    原来元稹在东都洛阳千方百计婉拒了贪官的拉拢收买,尽可能做了些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返回长安之际,再一次遭到权贵、宦官们的打击。不仅没有受到皇帝李纯的嘉奖,反而贬官为江陵士曹参军,江陵离长安相当远,级别则士曹参军远低于监察御史。元稹当然不能违抗圣旨,仓促就道南下赴任所。

    白居易再一次未能与元稹共赏西明寺牡丹,但是他要重温从前共赏牡丹的旧梦,还是单独一个人来到了西明寺。结果自然无法愉快,只有挥之不去的惆怅。

    白居易绝大部分的诗都通畅流利,明白如日常语言。所想所感,跃然纸上。但这两首题咏西明寺牡丹的诗却一反常态,除了怀念元稹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内容了。

    一笔未提牡丹的国色天香,也未写到西明寺观花者的高车驷马,或鬟光钗影,似乎有些无病呻吟。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为元稹的遭遇、朝政腐败怒不可遏。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隐忍未发罢了。这种隐忍毕竟是有限度的,早在元稹赴洛阳之时,白居易情不自禁,竟写了一首《别元九后咏所怀》:“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人一去,坐觉长安空。”此诗被认为心目中竟都没有皇上,更能说明他未能与元稹同赏牡丹的失落感,但遗留下无穷后患,为白居易和元稹后来

责任编辑: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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