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关帝庙的碑记记载，关帝庙进行的一次大修，是清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碑文还详细记载了此次修建的募银数额、商号、个人、消耗等内容。据记载，此次大修前，已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募银。从道光六年到道光十五年，共募银2．6万余两，抽厘10290两，其中坐贾捐银16270两。捐银是“量本金之大小为捐数之重轻”，一般情况下，商人捐赠的比例为千分之一，以此来算，可以看出周口在当时河南城镇中的经济地位。史书上称，周口地处“燕赵江楚之冲，秦晋淮泗之道”，为“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位居河南“四大名镇”之列。

　　应该说关帝庙的兴建与周口当时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若没有周口当时的商业就没有今日的关帝庙，而若没有今日的关帝庙，人们也很难想象周口当时的繁荣程度。“周口当时商业发达情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周口文史专家王羡荣先生说，“一是出现了十多个巨商，年经营额在5万两以上；二是商家众多，星罗棋布，仅商号就有1500~2000家。”周口是个地地道道的“商城”。这自然吸引了各省逐利的商人。清康熙以降，周口陆续建成了十余处会馆，其中山陕会馆有两座，一座在沙河北，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关帝庙。在所有的会馆中，沙河北的山陕会馆也就是关帝庙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清咸丰年间，周口屡遭战乱，“三次焚毁，几至于尽”，十多个会馆多有损毁，关帝庙所幸未受太大冲击。

　　2008年岁末，沙河看上去颇有些冷寂和萧条，一叶轻舟，无奈地泊在岸边。冬季枯水，河难行船，自然难有帆影，但清浅的河面却隐潜着历史的影子。

　　“三鱼共一头”折射周口的地望

　　关帝庙铁旗杆底座上，有一“三鱼共一头”图案，它是周口地域的形象描绘，喻指了周口是沙河、颍河、贾鲁河三河交汇之地。

　　周口这一地名，是由周家埠口、周家口简化而来。实际上，若严格划分，他们并不相同。600年前的周家埠口，仅指子午街（现在的周口老街）一片集市及附近渡口河岸。它和先它而存的现在贾鲁河西岸的永宁集，还是两个地名。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贾鲁河通达周口，随着淮颍漕运的发展，周口遂形成两河三岸的通商码头，从那时起周口渐成为三河的总称。明朝中后期，靠三河之便的周家口，商贸日渐繁荣。

　　据王羡荣介绍，作为豫东商埠重镇的周口，兴于明后期，盛于清前期，衰于清末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周口商贸繁盛400余年。其间，这里先后出现22个渡口、115条街巷，10处会馆，8座清真寺、41座寨门、50余处庙宇，商贸之繁荣可见一斑。

　　有专家认为，周口的价值还在于它曾经在中国运河史上的地位。按史料记载，历史上最早连接黄河的人工河是鸿沟，而周口境内沙颍河以北的贾鲁河、蔡河、涡河、新运河，都是从古鸿沟演变过来的。

　　周口境内，多有与运河有关的河道，其中蔡河西汉时叫浪荡渠，魏晋时为蔡水，唐五代为沙水，为南北水运要道。《史记·河渠书》中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水经注》记载：“沙水东经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经陈城北，故陈国也。又东而南曲，经陈城东谓之百尺沟，又陈南流注于颍。”

　　蔡河有两个特点：一是开发早。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蔡河已经是连通黄淮的人工运河了，其历史比隋运河至少要早900年。隋运河建成后，蔡河仍发挥着重要的漕运和灌溉作用。二是利用时间长。《陈州县志》载：“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引河入蔡，以通陈颍之漕，明初置七闸以通舟楫。”

　　贾鲁河是周口境内的另一重要河流，据《西华县志》记载：贾鲁河汉为浪荡渠，魏名沙水，唐五代为蔡河，北宋时叫惠民河。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山东曹县白茅堤决河改道，淹没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的十多个州县。此后几年间又多次决口，黄泛区人民深受黄水之害，生活苦不堪言。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55岁的贾鲁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他采取了疏浚和堵塞并举的方法，即在疏通黄河故道和支流河道并不凿新的河道的同时，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坝，将水重新逼入故道，至十一月，所有土木工程完毕，大功告成，多年的水患被平息。这是我国治黄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河的名字也由此而得。

　　《周口市志》记载：明成化年间，贾鲁河始通周口，与沙颍河汇通。

　　周口境内的涡河，也为古鸿沟的一支。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载，涡河始于西汉，源出扶沟东浪荡渠，古称泊水。”

　　与河相应，周口的航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据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利用鸿沟（浪荡渠）进行舟船运输的记载。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越王赠魏惠王300只船旅军资，由淮经项（今沈丘县槐店）入鸿沟，抵达大梁。后历两汉，至三国魏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御舟东巡伐吴，水军循颍浮淮入寿春到扬州。三国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在陈、项屯田，开邓艾沟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凿广漕渠，通舟运粮。唐大历十二年（777年），陈州刺史开陈、颍运路以通漕运。唐建中三年（782年），李勉疏治蔡水，颍河水运亦随之兴旺。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四月，宰臣李谷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显德六年（959年），在汴口设斗门，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陈、颍之漕。此后，汴蔡漕运成了宋王朝的生命线。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许州知州石普在逍遥大流堰穿渠开二斗门引沙河入蔡，以漕京师。

　　明朝时期，运河漕运大振。据《海河史简编》记载：“永乐成祖徙都燕京，漕运之局势又变。永乐元年漕运始用淮船，受300石以上由淮安入淮河、沙河，经太和至陈州颍歧口跌坡下，用线船可载200石以上运至跌坡上，分别以大船入黄河，至阳武（今原阳）、新乡、八柳树等处，陆续运入卫河，转运北京。”明永乐六年（1408年），明成祖采纳户部郁新奏言，开辟淮、颍、沙三河漕运，周家口为漕运要道。明万历年间，航运又有所发展，埠口逐渐增多，商贾云集，桅樯林立，周口成为淮河流域的物资集散中心之一。当时翰林学士熊廷弼曾过周口题诗曰：“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

　　清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社会秩序稍安，市场相应繁荣，外省商贾竞来周口经营，附近农产品，粮、棉、麻及皮毛等聚此成交。市场扩大，行业增多，货物吞吐量指日而上，原有埠口不能满足物资转运及过往商旅之需要，先后又开辟了大渡口、小渡口、新渡口、上下齐埠口等多处渡口。沿河两岸，街坊连接，永宁集东西长达十余华里。康熙初年，周口有1919户。陈州管粮州判原在州治（今淮阳县城）内，康熙九年（1670年）移设周口，统管全镇市面，周口遂成为繁荣市镇。至乾隆年间，周口商务臻于鼎盛。

　　周口逐渐形成了东南西北水上运输网，成为江淮流域北航商运的咽喉要道，北通燕赵，南达江楚，西控秦晋，东临淮泗，成为直、鲁、豫、皖、苏等省的物资集散地，旺季日吞吐量四万吨左右。其时，从界首至襄县各码头，拥有货船一万多艘，周口三岸的船户六百余家，大小船近千只。河面上千帆竞发，昼夜兼程，镖头喝号开道，威武壮观。同时，周口码头经常停泊大小船只五六百艘，过往船只川流不息，周口码头常年桅樯如林。

　　资者名单透出晋商在周口的地位

　　发达的漕运，使周口在清朝前期进入工商贸易鼎盛时代。其时，“人烟丛杂，街道纵横”，“车舟辐辏，烟火万家”，被称为“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十四省行商巨贾，纷至沓来，力谋发展，共同演绎了周口六百年之辉煌历史。其时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商会的林立，商会中又以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怀庆等外籍商帮为主。其中，又以周家口的山西帮商人为盛。

　　山西帮商人（包括部分陕西人）进入周口时间较早，经济实力雄厚，对周口商贸开发贡献也最大。现存的关帝庙碑文记载，周口南寨关帝庙山陕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北寨关帝庙（现存博物馆）则建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从这些资料中可知：一是耗巨资修建会馆，必是在山西帮大批进入周口，并逐步站稳脚跟、基业稳定、团体实力强大之后才能办到的事，这要有一个不短的过程。据此我们可以断知，山西帮大批入周口之年代，最迟也要在康熙之前。二是，从康熙二十年到三十二年，前后仅十二年，山陕籍商界能连续建起如此规模巨大、富丽堂皇的两处宫殿式寺庙会馆，充分显示出远在清代康熙年间，山西帮商界在周口的雄厚经济实力。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关帝庙的石碑上，记载有捐资者的名单，这些名单中，从一个侧面可看到当时周口的商业情况。重修关帝庙碑记上计有杂货行189户、麻行21户、油行16户、丝行9户、布行13户、京货15户、烟行14户、米行13户、果行12户、山货11户、牛行7户、鱼米行3户、竹木行3户，药材行1户、皮行2户，连同八大董事共十六行业300余户。这十六行300余户，不但行业广泛，户数也很可观，其中尤以杂货行为最。碑上所列八大董事董合盛、李源发、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刘兴盛、牛公盛、李玉盛，都是其时山西帮之头面人物。其中牛公盛一户，自清初以丝织为业，属200余年老字号，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徽商收购，改称永盛昶机坊。其他在周口的晋商，还有太原张氏在北永兴街开设的义盛承钱庄、晋城人开设的日升昌分号，均以汇兑业务为主，并可发行银票。但山西帮之经营，一直以杂货居多。民初以来有泰兴盛、聚丰厚、天奎等号，专营湖（北）广（州）糖类业务，销量很大，为湖广糖类在豫东的重要转口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