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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二 且凭绞胎长精神(2)
2013/8/30 14:33:3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君子之瓷”
巩义窑唐代绞胎大都是陶质的，当阳峪窑宋代绞胎基本都是瓷质的。
巩义窑唐代绞胎不少是半绞的，当阳峪窑宋代绞胎近乎是全绞的。
巩义窑唐代绞胎大多施以黄、绿等“三彩”低温釉，当阳峪窑宋代绞胎近乎都施以牙白、浅白等高温釉。
尽管都是绞胎，一陶一瓷、一半绞一全绞、一低温釉一高温釉，绞胎陶瓷由陶至瓷的伟大飞跃，存乎其间矣。
在中国，由新石器时代生产陶器，到汉晋之际瓷器走向成熟，走了六七千年的时间。
由陶到瓷，难；由绞胎陶到绞胎瓷，亦难。
难就难在两种（或者三种）质性不同的泥土经过煅烧，能够真正合而为一。
泥土颜色不同，所含矿物质自然不同；温度在1000℃上下，被烧为陶时，两种不同质性的泥土受热产生的分裂现象，尚不严重（这也是当下诸多假冒当阳峪绞胎瓷器，大都是陶器的缘由；当然更有添加色剂者，将一种泥土染为相异之色，相绞为胎，烧之为瓷，亦不分崩离析，似为绞胎，但与非绞胎之瓷器近乎无异）；倘若温度烧到1200℃以上，乃至1400℃上下（宋代当阳峪绞胎瓷大都烧到这个温度而成型），崩裂现象就会异常严重。
绞胎陶瓷，温度愈高，愈易崩裂；器型愈大，愈易崩裂——这是客观存在的一条铁律。
也因此，绞胎古瓷，难见大器。
也因此，就是一个20多厘米高的瓶器，也大多一分为三，自上而下，由3节瓶体拼接成型。
在非绞胎瓷中，拼接就是硬伤（难免留下痕迹，甚至空隙），是不被允许的；但在绞胎瓷中，这是常态，也必须这样去做，才能求得一个20多厘米高的器物。
关于当阳峪绞胎瓷的烧造，有人认为是二次烧造——先烧素胎，而后上釉成器；有人认为是三次烧造——先烧素胎，而后打磨胎体、填补修胎，最后上釉成器。
“二次烧造，恐怕成器率更低；烧造绞胎瓷成本，恐怕更高，甚至高昂得让窑主不能承受。”当地绞胎瓷研究专家王鸿新先生烧制仿宋绞胎，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绞胎瓷面向的，不会是大众市场。它是有宋一代最为昂贵的‘奢侈品’，最顶端的人才能消费得起。不然，这么多年，作为绞胎瓷的产地，整个焦作市发掘了很多宋、金、元古墓（不乏级别不低的），不可能连一件绞胎瓷也发掘不出来！”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说，“倒是前些年，看到东北地区的一份考古报告说，人家那儿发掘出来一块绞胎瓷片，我看应当是当阳峪窑烧造的。为什么当阳峪绞胎瓷跑到了东北？因为那考古遗址，是囚禁宋徽宗的地方呀！你想，连宋徽宗被掳得那么急迫、那么苦难、那么遥远，都不忘带上当阳峪的绞胎瓷，由此可以想见绞胎瓷在宋代会是多么珍贵稀少！”
记者本想查阅这份考古报告，只是杨先生正在整修房舍，书籍堆积如山，实在不忍再难为行动已显迟缓的杨老先生。
“焦作是黄帝陶正宁封子故地，自不必说。从考古材料上看，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陶器，这儿都有出土；至少在周代，这儿就有原始瓷器；自此之后， ‘陶事’不断，宋代达到一个新的制瓷高峰——这儿几乎什么陶瓷品类都能生产、都在生产，可谓盛况空前，称雄大河之北。”杨先生说，“因此可以这么说，当阳峪窑在宋代孜孜以求、生产顶尖‘奢侈品’绞胎瓷，不但是有传统的，也是有把绞胎工艺推演到尽善尽美之极致境界的陶工、窑工基础的。”
昂贵的绞胎瓷，当地之人难以“染指”，是谁在“消费”？
达官显贵，文人士大夫。
特别是有知识、有地位、有财富的政界文人，对绞胎瓷的疯狂追求，几乎达到癫狂状态。“达官显贵们更以拥有一件为荣，两件为富，三件为贵。”著名古陶瓷收藏家、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白明先生在《片面之瓷·如梦似幻说绞胎——唐、宋绞胎瓷》中这样写道。
当然，倘如只有“荣”、“富”、“贵”的话，绞胎瓷只不过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著名古陶瓷学家叶 民说：“绞胎瓷因为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
对此，柴战柱先生做诗与古今之人“唱和”：
贤人雅颂绞胎瓷，表里如一真君子。源于焦作兴唐宋，匿失千载出盛世。十样釉色入泥层，百种纹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韵，万种情怀在其中。
绞胎瓷，缘何会被赋予这样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涵？
这，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君子有党”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的当阳峪“窑神碑”上，刻有“江南提举程公”程筠应“竹林吟叟”李洵之邀为当阳峪所作之歌，其云：“君诚河朔君子儒，我亦江南真丈夫”（参见在下拙作《“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三：窑神碑上的“竹林吟叟”》）。
在程筠作歌、“窑神碑”刻石之时，李洵已被宋徽宗钦定为“元党人”。
“元党人”，有司马光、文彦博、程颐、吕公著、苏轼、苏辙、黄庭坚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等，他们都是北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人与高官——北宋末年，徽宗与蔡京等对“元党人”的整治，亦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宋论》云：“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尽管呼朋引类是中国封建政治社会的一大特征，但赵宋一代党争尤其惨烈：前有寇准、王旦与王钦若、丁谓；中有范仲淹与吕夷简；后有司马光与王安石，等等。
党争惨烈，自然引发士大夫们的热议。
王禹 撰《朋党论》、欧阳修撰《朋党论》、司马光撰《朋党论》、苏东坡撰《续朋党论》等。那个时代，政治攻击对方的杀手锏，恰是你交结“朋党”。
“庆历新政”反对者夏竦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仁宗，攻击范仲淹等，其云：
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做诗）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
仁宗就“朋党问题”质询范仲淹，不料范仲淹不以为然，反而提出“君子有党”——
“上谓辅臣（范仲淹）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范仲淹借着仁宗的“君子”、“小人”，坦承自己与君子同道而朋，不但驳斥了政敌的“朋党”之污，而且就此提出了“君子有党”的政治主张。
然而，范仲淹的“君子有党”论，毕竟语焉不详。
为了释解仁宗之惑，欧阳修撰写《朋党论》，上呈仁宗，从理论上回答了仁宗提出的问题，厘清了“君子有党”、“小人无朋”，其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武王）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诚如欧阳修所言，“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绞胎瓷“表里如一”，可投清流，自然为君子所追捧，套用欧阳修的话，“表里如一，此君子之瓷也”。
“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罢，党争之中，一旦我“庙堂”以“圣贤”自许，谁肯自认“奸佞”？一旦我“辅君”以“中正”自视，谁肯自污“邪歪”？
徽宗不是也把当阳峪窑绞胎瓷带到囚禁他的东北了吗？大奸佞蔡京的条案上，不见得不安置绞胎之瓷。
绞胎之瓷，不过一把玩的物件耳。聊以寄托志趣，表白心迹，暂凭绞胎长精神而已。
君子与小人，被宋代知识分子折腾而为一个非常尖刻的热点话题；回望这个问题，只是一窥宋代士大夫热捧绞胎之瓷的根由。
绞胎瓷是“瓷中君子”，但不是能照出妖精与小人的“照妖神镜”。
也许“元党人”、“河朔君子儒”李洵，想把家乡的绞胎瓷打造成一面“照妖神镜”，且凭绞胎长君子精神。
因此，当阳峪绞胎瓷有了“君子如瓷（全绞绞胎瓷）”的“人格”，成了士大夫的心灵寄托，有了“瓷中君子”的“文化精神”。
君子不器，以器言志，以物征言，这是诗的精神，中国传统。【原标题：“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二 且凭绞胎长精神】
现代艺术绞胎瓷
巩义窑绞胎瓷残片（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