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有其重要特点：一是宗族的精神渗透于官僚的层级节制体系中，官僚之间，也就是属官与长官、上级与下级、以及大臣与皇帝之间，在行政从属关系的同时，体现出强烈的私人依附关系。丞相石显的利益集团是依附汉元帝的，而京房由于其岳父张博是个高官，居于"三公"之一，张博又是淮阳王的舅舅，显然是属于与汉元帝、石显集团有过矛盾的不同的集团，这有利于石显下毒手。二，古代中国官僚制度建立在农业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具有自治功能，官僚的行政职能简单而笼统，行政过程形成的分工，基本上没有贯彻到官僚的选用、考课、待遇等各个方面，并没有构成人事管理的职位分类系统。皇帝对此是心知肚明，对官僚的考核选用理论上说一说可以，对各个官僚集团起个吓唬或警示作用，真正要贯彻执行却要按统治和教化合一的示范原则，在既有的稳定的法律和临时诏令和政令中，考虑各种利益的平衡任免和使用官员，京房的改革触动不了这套礼法合一的制度，反而被视为在朝廷安插私人的举措，威胁了别人的利益，动静闹大了便出现敌对力量将其"灭了"。三，汉朝的中央机关在行政方面，大体皆由若干个协助皇帝通盘处理国务的公，十余个在此之下分别负责各类专门事务的的卿，外加一些直属于皇帝的其他部门所组成。皇帝之下便是丞相，太尉，丞相之下便是长史、司直、长史之下是诸曹。同时帝国的中央官僚也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天子家臣的性质，尤其是丞相诸卿，其机构也大量涉及皇帝的私人事务，有些机构的职责只限于京师事务。帝国的各地的行政机关除了规模较小，其实就是中央机关的翻版。汉代以郡县为骨架逐层控制的序列已形成，郡守虽然依附皇帝，但其独立性很强，很明显。郡守统揽军、民、财、刑等政而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县官僚的任免甚至生死，都完全操制在郡守手中。实际上，郡县的领导班子是一套效忠于郡守本人的班子。郡守相当于诸侯，郡守府代表了朝廷，也被下级尊称为"朝廷"。这里还保留了夏商周三代的天子--诸候式政治结构的特征。京房在中央机关搞改革，是利用了在皇帝身边的机会，依靠讲气候天象和天下的灾害并做些"天人感应"预测取得了汉元帝的信任搞改革，本来在京师就闹出动静了，又想搞全国各郡县官僚的"名堂"，既得不到京师官僚集团的支持，也触犯了"诸候"的利益，所以京房是个幼稚的政治家，死于当时的官僚制度的私人依附性。

     再说，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既有治国安邦、富国裕民的抱负，又都取得帝王的支持，帝王予以他们很大的权力，而且支持的时间不短。他们无一例外地在组织、人事和吏治上下功夫，争取在政治上有强大坚实的保障。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同时以增强国家财政收入和大力发展经济为目标，他们的改革方案都较系统、较完整。王安石任地方官时政绩斐然，但他的改革推广到全国时便落空了，而商鞅、张居正的改革方案可行性较强，为秦国、大明帝国在财经方面大大增强了国力，摒除了许多时弊。京房与汉元帝相处之时，天灾不断，许多地方出现饥荒，富强巧取豪夺，官员腐败。京房想匡正时弊、整肃吏治，但其改革方案不是有效的药方，也不可行，很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天真地认为通过人事制度的改革就能天下大治，保证财政收入和发展经济。京房既不娴于政治，又不懂财经，不触及发展经济的实质问题，没有财经头脑的人是搞不成国家的改革的。京房是杰出的学者，能够在学问上创建一套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发展了易学的象数理论，颇具历史文化价值。但他在现实社会中没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不具备改革家的素质和才华。所以他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漂浮在既定的、不可变更得官僚制度的框架里，虚之又虚。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从商鞅的个人悲剧可以总结出的道理：政治冲突往往是经济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一旦失去帝王的支持，矛盾冲突激化之后，改革者的政治生命就会断送，甚至肉体也被消灭。商鞅之后的王安石之所以能寿终正寝，主要是当时皇族中支持改革的力量还存在，宋神宗之后的皇帝还有改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