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中解救了出来。没有曹操，汉献帝可能很快就死在军阀手里了，要活到234年才寿终正寝，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曹操是汉献帝的生命在兵荒马乱的内战中得以保护和存活的屏障，也是汉朝的生命在四分五裂的局势下延续到220年、曹操生命终止之后的屏障。曹操对汉朝的忠，一些史家认为已经是过当的了；同年他推行屯田制，对于解决百姓的生计和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3年，下令各郡国恢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校教育。204年，颁布了惩治豪强兼并土地的法令。205年，颁布了整顿社会风俗的法令。在此前，还颁布了百姓不得报私仇、禁止厚葬的法令。在曹操集团的努力下，国家北方开始从“江淮之间，人迹断绝，人与人之间互相啖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争废墟中，变成为了一个初步有序的北方。一个失去纲常，处于无序状态的北方社会，重新有了礼仪法律、行为规范、文明教化，人民勤劳耕作、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开始出现了。

　　曹操在207年以后对历史的贡献非常丰富，文化上的、法制上的、发展生产方面的、重用人才方面的、安定边疆方面的贡献都很突出。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处理与汉室的关系上，他终生没有“还权”于汉献帝刘协（曹操的军队是自己兴义兵讨董卓建立起来的，不是朝廷分拨给他的，所以在还权上加引号），这是曹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平定天下，就必须建立一支绝对忠于最高统帅的军队，才能做到无往不前、战无不胜。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必然地会因战争的特殊情况，形成一大批出生入死的、只以生命捍卫缔造这支部队的首脑、只服从缔造这支部队的首脑指挥的将帅。如一定要以封建道德苛刻的忠君标准去要求曹操，必须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汉献帝才为忠，那么，这支军队缺乏了缔造它的首脑强有力的控制，必然出现内变导致天下再次大乱。曹操在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上，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曹操在临终前把军事和政治大权，交给有相当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太子曹丕继承，（曹丕出生于中平四年，即187年）是对身后国家命运负责的重大举动，而曹丕在接过实权后，如不能尽快称帝，尽快统一人心，汉天下名义上属于汉天子刘协，实权却属于曹氏，名、实的冲突会给国家潜伏下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严重的军事危机。他不具备其父那样深厚的政治基础，越迟称帝，国家越易出乱子。曹丕的代汉而立，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是曹丕这个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称帝举动，不仅在封建历史评价上殃及了自己，被史书写成为一个十分恶劣的小丑，也殃及了曹操这位伟大的、终生致力于民族安居乐业，为国家统一事业九死一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这位一生勤俭，史上罕有帝王相媲美的大英雄，这是曹操在一些史书上被厚诬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反动的血统论，最早就是为了迎合封建正统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曹操没有“篡位”，他的儿子“篡了位”，当老子的也脱不了干系！一锅端的、诛连式的“批判”，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某个朝代，不论统治得好与不好，都能够千万年延续不变的统治下去。这个思想，与儒家“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思想也是相悖的。曹丕建立的政权，仍然和其父掌握政权时期一样，是一个坚持以儒家思想治国，重视法治、文化、人才、生产的政权，曹丕本人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文化大家。“三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是后世没有哪个帝王家族可以相比的。可以说，曹氏家族对汉末因战乱断裂了的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承接作用。魏国在历史上，是远比蜀、吴两个军事化管制的“国家”，在政治和生产、文化、法治领域上进步的。226年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继位，曹叡仍然是一位能干的军事家，有的史书上把他的军事指挥写得很无能，那是歪曲。曹叡在一边巩固北方统一成果，一边与蜀吴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同时，在尊儒重教、发展生产、选拔人才、审理刑狱、赈灾救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叡时代制定的法律《魏律》，直承以《九章律》为主体的汉律，较汉律在结构、内容与篇名等方面都有进步，并直接影响到了《晋律》的制订，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曹氏祖孙三代终生都坚持恢复汉朝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兴国的指导思想，汉朝的皇帝虽然易了姓，但汉朝延续而来的，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治国思想这个灵魂没有变。在当时仅有的各种治国学说中，儒家学说无疑是最先进的治国学说。曹叡的文学成就虽远不及“三曹”，但在三国的帝王中，也是蜀、吴两国的皇帝不可同日而语的。魏国在历史上不仅远比蜀吴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要好，也比汉末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好得多。北方政权不是邪恶，而是进步的政治力量。诸葛亮207年《隆中对》中所提到的讨伐北方，北方政权也是不应当被讨伐的。曹操不是董卓，不是秦二世，也不是“曹贼”，而是国家北方和百姓的安全所系。这是207年国家面临统一大好形势下，《隆中对》不当提出所包含的第二个理由，或者说“即统学说”包含的第二层含义。

　　三．统一的动机不一定都是好的

　　诸葛亮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些史家正统的历史观看来，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让刘备当了皇帝，续了汉室的正统，并辅佐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君”是诸葛亮存在的核心价值，忠君的价值在历史上远远高于了诸葛亮智慧的价值和其它价值。刘备是不是代表着汉室正统，史学界历来有争议，普遍的认为不是，就算是，由此而产生的《隆中对》及其“先三分后北伐”的实践，也是否定的。在封建社会，忠君应不应当提倡？答案是肯定的，当君主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趋向于一致时，忠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应当提倡。封建社会的不少时间，历史情况都是这样的，即君主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是比较吻合的。只要君主还能通过他的政治系统控制好国家大政，并希望国富民安，哪怕他是一个昏君，只要还有这么一点希望，忠君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历史上不少冒死的谏臣，就是忠君的例子。但当君主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彻底地走向了反面，即维护君主的利益，就必然严重地损害人民、国家利益的时候，这时候的忠君就走向了国家需要设置君主意义的对立面，这时候不强调人民和国家利益，一味盲目地忠君，就是反动的、阻碍历史进步的，诸葛亮的忠君就恰恰处于这个时候。汉天下因自身的腐朽、没落，是汉朝皇纲失常，184年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和189年董卓扰乱出现、190年天下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北方经过曹操17年的统一战争，一个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新政权已经出现，诸葛亮在国家面临全国性统一这个大好形势出现后，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去帮助刘备“匡扶汉室”，这样的忠君，恰好与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背道而驰，按《隆中对》“先三分再北伐”的方案去“匡扶汉室”，这种忠君的代价，是要把全体人民都重新拉回到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去，实际上就是让历史倒退。如前面所述，即使“匡扶汉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