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召公身世

    召公是周朝一位重要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姓姬名奭，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亦称邵公，是中华邵姓的始祖。

    召公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个时期，辅佐王室，功勋卓著，是兴周灭商和开创成康之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在武王灭商和周公居摄之时起了与周公相当的作用。成王之后，康王继位，周公已逝，召公又为顾命大臣，主持了康王继位的册命。

    关于召公的身世，或说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或说他仅仅是一般周室同宗。

    认为召公仅是周王室宗亲的史料有：《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宁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杨士勋：“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姓，故知别子孙也。”；《史记•燕世家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

    直接指出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之子也。”；王充《论衡气寿篇》：“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帝王世系》：“邵公为文王之庶子。”推测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祭公解》：“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据《左传•僖四年》记载：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侵蔡伐楚，楚子使舆师诘难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太公，他是灭商兴周的谋略大家，而召公居然能给他下命令、赋予他征伐和辅政的权力，可见召公的显赫地位远非一般周室宗亲可比。

    现有学者从各个角度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子的观点。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在解《君奭》时，支持历史上皇甫谧所持的“召公为文王之子”的观点，并引用近代于省吾先生的考证，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长子的论点。

    刘起釪先生的论点应该比较符合史实。
      
    二、 周召并重

    文王之时，周召二公已有采邑：周公旦采邑在太王所居之周地，人称周公；召公奭食邑于召，故称召公。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当的辅政大臣。

    《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何休注：“陕者，盖今宏农陕县是也。”；《史记•燕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陕是当时重要的地标，在今河南三门峡。自陕以东虽是“周公主之”，但为了平叛，召公也曾率领军队征讨。周公八师东征，召公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丙申，山东黄县莱阴出土了《旅鼎》（亦称《太保鼎》），铭文作：“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师，公赐旅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太保（召公）参与了对夷族反叛的征伐，其事确凿可征。

    经过三年战争，东方诸国的叛乱被平定了。周成王承武王遗志要营建东方的都城，于是命召公去选址勘测，最终确定城址为雒。雒邑营造完成后，召公委托周公上书，戒勉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只有敬德保民，“其疾敬德”，才能“受天永命”。（《尚书-召诰》）

《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坠厥命”，体现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建国思想----这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

    西周盛世，“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孔子由衷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召二公，皆儒家圣贤，二公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二公的思想精神一体相通。“五声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圣贤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王安石语）周召二公相互配合，合奏出一曲中华文明的华彩乐章。

    周公、召公承尧舜文王及先王之德风，教化自岐周而行于南国，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周南》、《召南》列在《国风》开篇，以之为“民风之正者，风化之正者”，并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召之道的重视。

    关于《周南》和《召南》的区别，《诗序》（孔颖达《毛诗正义》）曾以“王者之风”和“诸侯之风”，郑玄以“得圣人之化者”和“得贤人之化者”来分别“二南”，认为这都和周公召公道德的“级别”有关。

    苏辙的看法则不同，认为《周南》和《召南》的分别是，在文王治理周朝时，以周公主内，召公主外。二者的区别只是周召二公的职事不同，与其孰圣孰贤无关。苏辙释《大雅•召旻》时说：“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诗谓之《周南》，诸侯之诗谓之《召南》。所谓‘日辟国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汉之间，服从之国日益耳。”（苏辙《诗集传》）

    《史记•燕世家》又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

    意思是说，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召公对周公有疑而不悦，经过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释才消除了芥蒂。这种说法在战国时就流行。《列子•杨朱篇》云：“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西汉成帝时出现的《书序》、东汉时马融郑玄及之后唐宋时期的解经之书和类书多承此说。

    程颐认为召公不悦，不是疑周公，而是自己担任了师保的职务，责任重大，所以不悦。朱熹及蔡沈等亦从文本出发, 提出《君奭》乃召公告老、周公慰留之文,文中实未见不悦之意。王安石指出：

“成王，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者也。周公既复辟，成王既即位，盖公惧王之不能终而废先王之业也，是以不悦焉。夫周之先王，非圣人则仁人也，积德累行、数世而后受命，以周公继之，累年而后太平，民之习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后，则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无负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难乎！如此则责任之臣，不得不以为忧也。”（《召公论》）

    我赞同王安石的观点。

    《君奭》篇周公引召公的话说：“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又按《墨子•非命中》说： “于召公之非执命亦然，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天降，自我得之。”联系这两则引文来看，可推知召公并非不悦周公，而是不悦周王子孙不求进取的思想。

    西周初年，东方各国的叛乱平定以后，天命说又有所滋长，周王子孙也受了影响。召公反对“执命”之说，认为这种思想妨碍周王朝光大昌盛，周公赞同召公的意见。史官记录周公这篇重要诰词，名为《君奭》，可分四段：第一段周公强调事在人为，赞同召公非命之说；第二段周公广泛征引史事，说明辅臣的重要作用；第三段希望召公同心同德辅助成王；第四段勉励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

    另外，“召公疑之”，还可以理解为召公忧自己重任在肩做的不好，疑自己不能为周公分劳。《初学记》卷十七引《乐动声仪》曰：“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於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