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政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还有一项“外交职责”——节制朝鲜军政。朝鲜是明朝的属国，当时由于陆路通道已被后金截断，因此有着海上便利的登莱巡抚就承担起了对属国朝鲜的管理。袁可立上任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朝鲜发生了政变。

公元1623年4月，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珲为其侄绫阳君李倧所篡，李倧将光海君流放江华岛，是为“仁祖反正”。

作为宗主国，明政府对这样的篡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袁可立闻讯后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并立刻上疏朝廷：“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之所以如此强硬，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篡位从纲常伦理的角度来说是大逆不道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后金政权的崛起，朝鲜有了摇摆不定的苗头，作为宗主国，必须把这种苗头扼杀在萌芽阶段，因此，袁可立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甚至威胁派兵“声罪致讨”。

李倧对宗主国的态度是非常在意的，这关乎其合法性能否得到明朝政府承认的问题。于是，李倧派出一个超级庞大的使团（共有328人），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请求他代为转奏辩明原委，以获得明政府的册封。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一大早便来到登州等候接见。三天后，袁可立才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由于当时正与后金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看到朝鲜态度良好，就借坡下驴，“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后来，袁可立给皇帝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袁可立的态度让朝鲜人非常不爽，这一风波的尾声一直留到清康熙年间——朝鲜投降清朝后，同时对袁可立给朝廷奏折《请讨篡逆疏》中“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之语耿耿于怀，后来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曾派专使来中国“辩冤”，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

“反间计”策反刘兴祚

从公元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在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布局的同时，还精心设计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兴祚。

刘兴祚是明末清初辽东地区著名战将，同时也是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刘兴祚最初只是明朝辽东开原卫的一个下级官员，因触犯法律逃到后金境内，凭借着聪明伶俐和勇敢善战得到努尔哈赤的信任与重用，被任命为副将，并成为后金国内继额驸佟养性、李永芳之后，位居第三的汉族将领。

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深深震动了刘兴祚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他屡次通书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表示欲脱离虎口、“自拔”归明的心愿。

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但由于不慎风声走漏，后金“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虏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这次牵连颇广、里应外合的事变被努尔哈赤迅速镇压下去。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为了逃出后金，刘兴祚又策划了假上吊与真火灾事件。通过假上吊，后金人放松了对其看管，允许他从沈阳城内搬到城外居住。公元1628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兴祚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后金士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后金人勘验信以为真。刘兴祚趁机逃出后金。

袁可立策反刘兴祚，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引起努尔哈赤震怒，大批汉官汉将因受猜忌而被杀，沿海四百里海疆不战而重新收归明朝。“奴（努尔哈赤）多用中国叛将防守四卫，而公（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排挤，袁可立并没有看到这一“反间计”的最终成果，但刘兴祚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积极投入抗金斗争。

可惜的是，刘兴祚归顺后没有受到袁崇焕的重用，直到后来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刘兴祚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时阵亡。刘兴祚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反间计”之著名战例。

扶持毛文龙惹来争议

在袁可立巡抚登莱经略海防的战略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毛文龙。

毛文龙原是一个不出名的低级军官，后金大军纵横辽东时，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逃亡，而是占据皮岛，牵制后金军队。

即使是成了岛主，在大明军队中，毛文龙依然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不过由于皮岛的作用非常重要，且毛文龙在敌后游击作战中确实有一套，因而他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巡抚登莱期间，袁可立一步步提拔毛文龙。

平心而论，袁可立是从大局出发支持毛文龙的，看重的是毛文龙的军事才能。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描述，“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

在袁可立的力荐下，毛文龙不断被加秩晋阶。他开始恃功自傲，“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朝廷中央官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

老实说，袁可立内心也相当痛苦，朝臣们奏折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毛文龙立足皮岛，牵制了努尔哈赤，功过分明。夹在中间的袁可立左右为难。

一方面，袁可立对毛文龙多次批评——他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指斥毛文龙贪功冒饷，“力柔其（毛文龙）骨”，劝毛文龙“臣子勿欺”。但毛文龙其时势力已经坐大，对袁可立的批评阳奉阴违。另一方面，言官们口水乱飞，尤其是言官宋祯汉，纠集多人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连天启皇帝都看不过去了，公开打抱不平：“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最后是言官忘攻无稽，“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袁可立）兵部侍郎”。

身心疲惫的袁可立实在没有办法，最后选择了“功成身退”——上疏皇帝，要求辞职回家。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接连七次上疏辞官方得批准。

事实上，袁可立对于毛文龙的处理还比较妥当——在袁可立巡抚登莱期间，毛文龙还不敢过于嚣张，很给袁可立及朝廷面子。

袁可立离任后，毛文龙无人能御——他和登抚继任者关系相当紧张。加之失去了有效的策应和后盾，毛文龙再也没有发动过像样的战役，甚至连大将张盘阵亡他也没有努力救援。后来的督师袁崇焕见毛文龙过于嚣张，干脆“入其军，斩其帅”，三下五除二将毛文龙斩首——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臭的一步棋，不仅皮岛继任者无法控制毛文龙留下的数万军队，而且明军再无可牵制后金的实力。袁可立苦心经营的初具规模的登莱海上防务渐趋瓦解。黄道周有言：“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