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俊明是睢县河集乡高楼村民，系袁可立13世孙，得知记者采访袁可立事迹，他放弃手头的一切事务，拎着一包厚厚重重的有关睢县袁氏家族的事迹资料、家谱等赶来，非得和记者唠嗑。

在睢县采访袁可立事迹的过程中，今年50岁的袁俊明告诉记者，目前还保留下一份400年前的明代圣旨，即袁可立天启诰命卷。这卷圣旨，是明代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颁赐给山东登莱巡抚袁可立的诰命卷。

记者在睢县博物馆仔细查看了这卷圣旨上的内容。圣旨涉及明代辽东战事等内容，对袁可立的军功政绩表彰道：“（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睢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袁可立12世孙袁德合说，这卷诰命圣旨历经磨难，是袁氏族人冒着生命危险才珍藏至今，如今得以重现，是文化界和明清史研究者的珍贵实物资料。

在睢县史志办主任余宏献的指点下，记者发现这卷圣旨除其本身文物价值外，更可贵难得的是，据末尾前人鉴藏标志，该诰命卷并非出自一般的内阁翰林之手，而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真迹。董其昌的书法素以行草见长，如此规矩的工笔正楷尚属首次见到，有学者称其为“董氏楷书第一”。

袁俊明说，关于袁可立的圣旨，袁氏族人曾保存很多，只是历经浩劫和战祸，目前仅存这一卷。

从这卷圣旨所嘉“文武为宪于万邦”即可看到，袁可立从政期间，不但政绩卓著，而且因秉性耿直、清正廉洁，受到中央的器重和皇上的赏识。明泰昌皇帝称赞袁可立：“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性格耿直仕途波折

袁可立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也因性格耿直而仕途多波折。公元1595年，袁可立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京都西城，遇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袁可立力主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这时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说情，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说情者逐之门外。皇帝下旨赦免，袁可立却维持原判：“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称之为“袁青天”。

这一年五月，袁可立上疏：“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万历皇帝看到后大怒，夺俸一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时皇帝宠信后宫，朝纲废弛，袁可立连续上疏针砭朝政，又一次触怒了皇帝。公元1596年正月，袁可立被削职为民，达二十多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数十年不绝，皇帝始终不听，史称“震门之冤”。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

公元1620年，58岁的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重新任用。公元1622年四月，袁可立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地。

公元1623年元宵节，袁可立接兵部令和山东巡抚之请，要其发兵平叛驻扎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兵变之乱。当时，潍县一带的官民惶恐不已，乱作一团。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马上发兵，他私下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奉袁可立之命经沈有容召集和训练过来的辽将，他对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的问题的确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再三斟酌核实。

但为确保无虞，袁可立命登莱道监军谭昌言持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谭昌言对众将官传达袁可立令状曰：“辽将吾将，辽民吾民也，谁敢轻言发兵者？”并飞箭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而时已至午夜时分，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后人赞叹：“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曾遗言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墨间，从此袁可立与阉党势成水火，对立公开化。

公元1626年，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袁可立在朝廷为阉党所不容，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在朝堂上，袁可立与魏忠贤语不投机，当庭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

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支撑和平衡多事的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不顺，袁可立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天下兵马大权尽归魏党所拥有。魏忠贤欲加害，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皇帝念袁可立登莱之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准驰驿乘传归，诰封三世，父如子官。

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袁崇焕亦曾为魏忠贤建生祠。后来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袁可立不与。董其昌称赞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

御祭归葬皇帝题书

袁可立死于公元1633年十月十一日，皇帝为表扬他的一生功绩，特派官员至睢州祭葬，并在袁尚书府前东西临街修建两个过街石碑坊，并亲笔题书，左书“三世司马”，右书“宫保尚书”，“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可谓盛典。

袁可立去世后，在袁可立的府第之西为他建造了专祠，为父老祭祀之所。明末著名学者隐士陈继儒在《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中记载：“卜外小宅之西，复筑祠一区，敞而为门，竦而为堂，抱而为阁，翼而为两庑两厢，凡三十余楹。朝于斯夕于斯，岁时伏腊祭于斯。里中士大夫往来祠下者皆伏轼下舆，礼公一瓣香而退。”

2013年12月，记者随袁德合和袁俊明，驱车来到位于睢县袁坟村附近的袁可立墓。袁德合说，袁坟村就是历史上袁尚书墓的世代守墓人繁衍聚居所形成的村落。

袁可立墓，又称尚书墓，在睢州城（今河南睢县）东南五里，《河南通志》、《归德府志》、《睢州志》等史志中均有记载。《河南通志》也说：“袁尚书可立墓在睢州城南迤东三里。”墓志铭为明首辅孔贞运撰文，书法家王铎书丹。

袁俊明说，袁可立墓的选址在当时是很讲究的，墓园四面有四条大路交叉，俗称“八抬轿”井字地，长长的御赐墓道被葱郁的松柏掩映其中。墓前原有御祭桌、滚龙石望柱二，文、武石翁仲及石狮、石羊、石马、石虎、冲天石牌坊等全套石器。龟座上的蛟龙墓碑高达数米，碑刊“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节寰墓”。其墓葬形制恢弘，是一个十分考究的典型明代官葬大臣墓。

至民国时期，袁可立墓已呈荒凉之势。据《河南通志》记载：“袁尚书可立墓碑，在城南四里许，刘店村东里许。碑高八尺，上蛟螭，下赑屃(bì xì)，高丈余，尚称体制。唯其后裔式微，祭扫久缺，亦大有荒凉之感焉。”现如今，袁可立墓只剩下一抔黄土，一代英雄身后如此荒凉，不由得让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