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戏，因演唱时有锣与鼓伴奏而得名。又因其主奏弦乐为四股弦，也称“四股弦书”或“四弦书”。三门峡地区曲种。主要流行于陕县，灵宝、卢氏、栾川、渑池及晋南平陆、芮城、陕西潼关、华阴一带。

   
    锣鼓书的渊源尚无史料记载，有人说“锣鼓书由三弦腿板书受蒲剧影响逐渐演变而成。”从其板式结构、曲牌和锣鼓经看确与蒲剧接近。然而它的唱词属七字词格，以叙述为主，代言为辅，曲目内容也没有剧目中的情节，无受戏曲及唱本影响的痕迹。因此有人说锣鼓书的起源当在蒲剧形成之前。灵宝县艺人相传，锣鼓书起源古老，师傅传下的开场白为证：“三皇治世留根源／留下鼓乐开丝弦／鼓乐丝弦把神敬／神人得位民自安。”这四句开场词可能与他们信奉的“三皇爷”（天皇、地皇，人皇）有关。但说明一点，锣鼓书源于民间祭祀活动是比较可信的。

    另据陕县艺人口碑，很久以前，陕州一带有一文士在朝为官，因触犯宦官被诬陷入狱，囹圄中悲愤成疾，双目失明，遂将民间俗事俗曲联缀哼唱。获释后返回故里，靠卖唱为生，影响逐渐增大，后又学习与吸收民间其他艺术之精华，形成锣鼓书。

   
    清朝，陕州一带瞽师多唱锣鼓书以为生计。清乾隆年间，当地官府曾设立专门机构，收养残疾人，教唱书词。乾隆十二年《陕州志·保息篇》载：“乾隆七年十月，陕州收养瞽童，设立瞽目堂，放城隍庙东，延请瞽师一名，每月工银二两，撰成劝世良言数十篇，令瞽师在堂，教习瞽童歌词，兼授星卜…”

   
    历史上的锣鼓书班，艺人一般不随便收徒，正如他们所唱：“盲人在世饭碗难，乞讨算命拉四弦。愿给你二亩田，不教你拉四弦。能给你二亩地，不传你一回戏。”凡收徒必郑重立约，参拜“三皇爷”，盟誓守规，还要拜见师爷、师奶、师伯、师兄等。一般入班后，一人要学三、五门技艺，弹、拉、吹、唱和击打锣鼓必须全部精通，演出时缺了人，班上人都可以替补，群众称赞这类艺人为“真本事”。据灵宝县大王乡梨园村68岁的老艺人苏万宰说，他外祖父亢梧桐（1880-1945）十多岁拜师学艺时，其师爷（生于1820年）已是龙钟老人。亢曾问锣鼓书的行规是谁定的，师爷说：“我师爷的师爷在县城学唱时，传下来就是这个规矩”。

   
    锣鼓书曲目有“不说历朝大段，专唱笸篮针线”之说，并且多为口传心记，分大书（中篇）、小段、书帽，题材以劝善、神话、历史故事，折子戏为主，内容大部分反映民间轶闻、家庭生活故事和风俗民情，充满了乡土气息。

    早期锣鼓书艺人多为单独行艺，行话称“单体”。演唱时，演员右腿缠蚂蚱板（即响板），左脚绑梆子，怀抱四胡，自拉自唱，有“两板一梆子”的说法。也有将板鼓，木鱼置于桌上，大锣、小锣分别挂在桌面上搭置的竹架上，演员边用手脚敲打，边拉四弦演唱。先时，唱腔比较沉闷板滞，艺人谓“平调”。随着“师徒班”专业艺人的增多，唱腔受其它艺术的影响，由平调发展为高腔。就现在师承关系所知，早期的锣鼓书班有灵宝大王村的刘家班，和陕县菜园街的水家班，约活动于清代道光年间。所唱曲目多为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段，如《怕婆娘》、《争嫁妆》、《分家记》、《对多罗》等。

   
    清末，锣鼓书在豫西、晋南一带普及、兴盛，从艺者不断增多，一些明眼人也参加进来。书场上出现竞争状况，从而促使了锣鼓书艺术的提高和发展。演出形式多变为“群体”，三至七人不等。拉四弦兼打锣、鼓、钗者为主唱，也叫“座帅”，其余人围坐座帅左右，各持一件乐器，或三弦，或板胡，或笛，或二胡等。按剧中人物分角，也可兼唱两至三个角，轮流演唱。所唱曲目也增加一些中篇段子，如《红灯记》、《打蛮船》、《古城会》等。随着蒲剧艺术的发展，许多明眼人相继改行加入蒲剧戏班，锣鼓书班渐成为当地盲艺人的天下。他们很少到乡镇街头摆地摊，多应邀到群众家唱“还愿书”。民间祭祀、祈雨，也常请其唱“神书”。平时节庆、婚寿，锣鼓书艺人也免不了应约唱堂会。

    民国以后，豫西黄河两岸，锣鼓书班风行一时，其中闻名遐迩的佼佼者约二十个左右，如灵宝王新有班、毛凤歧班，陕县曹虎便班、杨永衡班、计满屯班，卢氏常岗子师徒班，程小群班、宋士德（别名土墩子）班。有的书班为培养新人，边演出边办窝班。如陕县刘小龙书班，凡民间残疾人均可免费入班学艺，培养出大量的锣鼓书艺人，深为同行称道。这一时期，迷胡曲新兴盛于豫西。锣鼓书艺人为争取观众，常把迷胡曲糅入锣鼓书兼而唱之，颇受群众欢迎。著名艺人如亢梧桐、荆师，史吉娃及上述书班班主享誉一时。由于锣鼓书在竞争中不断充实，壮大自己，使其一直成为豫西人民群众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此期主要演唱的曲目有《粱山伯与祝英台还魂团圆记》、《朱洪武封官》、《罗成算卦》、《饶二姐吊孝》、《燕小拉耙》、《棒槌计》、《花亭会》、《白猿盗桃》、《吕蒙正坐窑》、《刘秀讨饭》、《张连卖布》、《劝人歌》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频繁，民不聊生，请书斑唱还愿书的大大减少，许多书班被迫解体或停业。少数尚存的书班打破往常以唱还愿书为主的活动方式，巡回乡村行艺为生。为减轻行装，有的艺人去掉大鼓，只留锣、钗击节，在音乐伴奏上进行初步改革。在演唱曲调上，灵宝县东和县西逐渐形成“平弦”和“高弦”两大唱腔风格。“平弦腔”以县西阳平、西阎、程村为中心，唱腔较轻快委婉，比高弦低两个音。“高弦腔”以县东阳店、川口、大王为中心，唱腔音调高，较平弦腔高昂激越。两种唱法艺人很难相互配合，演出彼此多不搭班。

   
    抗日战争进入相峙阶段后，许多艺人积极演唱宣传抗日内容的曲（书）目，并到前线为八路军和抗日将士作慰问演出。著名艺人许满屯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后残遭日寇枪杀。此后锣鼓书新入低潮，艺人生活艰难，有的外出流浪卖唱，人称“巧要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锣鼓书艺人地位翻身提高，他们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积极演唱新书，如《生产英雄王秀兰》、《婚姻自主》等。各地文化馆对锣鼓书艺人进行普查登记，灵宝县举行会演，对合格艺人颁发证书。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艺人进行思想教育，组织艺人学习政策，教育他们破除迷信，克服江湖陋习，并利用各种形式进行艺术交流、观摩，大大提高了艺人思想觉悟和艺术素质，使锣鼓书艺术迈上一个新台阶。其间实行了许多革新，陕县艺人拆除了面前的大锣架，把锣改放在桌面上，使演员面对观众，增强了演出效果。在演唱上艺人开始追求声腔造型，反映各类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变化，并创造了喜、怒，哀、乐、惊、恐、悲等腔调。五十年代中期，陕县曲艺队锣鼓书组，在《爷儿三个争发言》一曲目演唱中，大胆创新，将乐队搬上舞台，呈八字排开，另有三个明眼人各拿鼓、竹板、手锣，边表演边唱，在洛阳地区文艺会演中，受到热烈欢迎。1957年，河南省首届曲艺木偶皮影会演，卢氏县锣鼓书组演出传统曲目《小二姐做梦》，获创作奖和优秀演出奖，孙玉坤、徐文社、崔保全获演员奖和伴奏集体奖。陕县锣鼓书组演唱的《全家去辩论》获创作奖和演出特等奖，王良成获演员奖；会演结束后，该书组留在郑州巡回演出该曲目，达月余。

   
    六十年代后，锣鼓书艺术日趋提高，灵宝、陕县、卢氏等地组织了属县文化馆直接领导的锣鼓书班，演出活跃，涌现出一批优秀演员，如谢铁固，李狗旺、马小磨、张福顺、孙玉坤，毛凤歧、周建西、王安身、苏会祥、陈满功、郭天上、刘学生、刘满盈、王元山等。1963年陕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对锣鼓书传统曲目收集整理，将四十余个书帽、曲段、书目分三集编成《陕县传统曲目汇集》油印发行。1964年，全省掀起说新书唱新书高潮，受此影响，锣鼓书艺人和曲艺创作人员，先后创作出许多现代曲目，较有影响的有《核桃窝》、《男扮女妆二十年》、《十八亩地》、《人民英雄董存瑞》、《要了媳妇忘了娘》、《一袋松籽》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锣鼓书活动停止。1978年后，三门峡、陕县文化馆等组织恢复专业书班巡回各地演出，所唱曲目基本是传统段子；零散艺人自行组合，到邻近乡村演唱，以唱“还愿书”为主要形式，有的老艺人又拣起算卦行业。1981年，河南省残疾人文艺会演，三门峡、灵宝等地艺人参加演出，冯志学、贾双牛获优秀演出奖，郭天上、李兴发、张当森、赵宝田、赵稳定等获集体二等奖。有的年轻艺人为改变锣鼓书曲目普遍短小的局面，学习移植其他曲种的长篇大书，如《杨家将》、《水浒传》等，力图在曲目上进行大胆改革。1984年，灵宝艺人周建西将传统曲目《文正夸桑》(更名为《包公夸桑》）整理发表，并创作了《高价姑娘》等现代曲目。1985年以后，锣鼓书则日见衰势，艺术队伍后继乏人，目前仅有少数半职业和业余书班，如灵宝西阎周建西班、朱阳乡吉怀友班，陕县张茅王小丑班，和王治才家庭班、赵邦性家庭班等仍坚持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锣鼓书活动停止。1978年后，三门峡、陕县文化馆等组织恢复专业书班巡回各地演出，所唱曲目基本是传统段子；零散艺人自行组合，到邻近乡村演唱，以唱“还愿书”为主要形式，有的老艺人又拣起算卦行业。1981年，河南省残疾人文艺会演，三门峡、灵宝等地艺人参加演出，冯志学、贾双牛获优秀演出奖，郭天上、李兴发、张当森、赵宝田、赵稳定等获集体二等奖。有的年轻艺人为改变锣鼓书曲目普遍短小的局面，学习移植其他曲种的长篇大书，如《杨家将》、《水浒传》等，力图在曲目上进行大胆改革。1984年，灵宝艺人周建西将传统曲目《文正夸桑》(更名为《包公夸桑》）整理发表，并创作了《高价姑娘》等现代曲目。1985年以后，锣鼓书则日见衰势，艺术队伍后继乏人，目前仅有少数半职业和业余书班，如灵宝西阎周建西班、朱阳乡吉怀友班，陕县张茅王小丑班，和王治才家庭班、赵邦性家庭班等仍坚持活动。
 

附表一
 

附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