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生于世代官宦家庭。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做过监察御史，巩县县令，祖父是则天朝的著名诗人杜审言，做过修文馆学士，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做过朝议大夫，兖州司马、奉天县令。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四代经营的家族住宅(杜甫为了结婚，曾“筑土室”，即增修窰洞)，规模、形制，不难想见。高大巍峨不敢说，庭院深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按照当地的民居传统，有一些砖墻瓦顶平房、院子，有十几眼的一排窰洞，乃是起码配置。

　　除了“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产生了感情”，可以肯定，此处的环境、物产等也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一个长安原籍有土地的退休官员，不可能将家草草安置在贫穷落后的异乡。

　　最后，杜甫的诗文里有所透露。杜甫诗文中有不少穷寒句子，例如“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但那是特定时期的情形，且有夸张成分。真实情况是，杜甫到处有做官的家族、亲族、挚友，他们可以给予杜甫以经济上的援助。杜甫自己，除了巩义祖先遗留的住宅和土地外，长安也有。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题下，“余田园在东京”的自注。“杜曲幸有桑麻田”(《曲江三首》之三)，“两京犹薄产”(《秋日夔府咏怀》)等等诗句，可以证明。

　　贫乏时期的人，给鼎盛时期的历史名人修建故居，无论怎样努力重现当年情形，总会烙上时代的印记。粗糙简陋，在所难免。倘若指导思想里有仇富成分，那就更容易背离实际。除了巩义的杜甫故里，几十年前修建的名人故居，无一例外，包括成都的杜甫草堂(故居部分)。成都杜甫草堂总体的豪华宏敞，那是因为园林、博物馆和寺庙合为一体了。巩义杜甫故里近年新扩部分占地广阔，建筑高大，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产物。(亚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