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说到两位诸侯国的宰相：楚相孙叔敖与晋相孟献伯。他们的共同点，可以用“俭朴”二字归纳。
 
    孙叔敖任楚相，坐的是母马拉的普通运输车，吃的是粗饭、菜羹和干鱼，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面带饥色。韩非子评价孙叔敖：“良大夫也。其俭逼下。”也就是说，这位“良大夫”的“俭朴”，威胁到了下层官员。平心而论，韩非子对孙叔敖的评价，不算过于极端，他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孙叔敖是“良大夫”而不是贪官污吏或善于作秀的沽名钓誉之徒，他说孙叔敖“其俭逼下”却并无褒义，并非褒扬，恰恰相反，倒是一种谴责：你都坐母马拉的普通运输车了，你的下属还能坐什么车？你都吃粗饭、菜羹和干鱼了，你的下属还能用什么膳食？你都冬穿羊皮衣、夏穿葛布衣了，你的下属还能穿什么衣？你都面带饥色了，你的下属还能怎么过日子？
 
    我之所以对韩非子说的“其俭逼下”做这样的解读，而不将它解读为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以己之“俭”而为下属做出榜样，带动政风官风的建设，从晋相孟献伯之“俭”以及韩非子的态度中，或许可以得到答案。孟献伯任晋相，吃无两样菜，坐无二层席，内无衣帛之妾，出无副车随从。对此，韩非子没有直接评说，只是记载了苗贲皇的“非议”，“是出主之爵禄以付下也”。在此语境中的“付”字，可以译作“讨好”。谁都看得出来，苗贲皇的“非议”，其实就是韩非子的“非议”。孟氏之“俭”与孙氏之“俭”如出一辙，且同在《外储说左下》中，韩非子又怎会去赞扬孙氏之“俭”？
 
    韩非子对这两个“俭”之实例的评价，都涉及一个“下”字：前者“以俭逼下”，后者“是出主之爵禄以付下”。同样是“俭”，却有“逼下”与“付下”之别，原因就在两个“下”字含义不同。“逼下”之“下”，乃是下级官吏；“付下”之“下”，则是“下人”即草民。对于孟献伯之“俭”的非议，角度有所不同，说的不是威胁下级官员，而是出卖君主赏赐的爵禄以讨好“下人”，性质比“其俭逼下”更严重。当然，“以俭逼下”也好，“是出主之爵禄以付下”也罢，其要害并非对于“俭”的排斥，而是对于“礼”的维护。
 
    儒家重礼，法家重法，在“隆主”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差别；在维护等级制度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才会说，“（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2000年来一大冤案”。儒家与法家都推崇一个“俭”字，但他们更看重“仪序”与“国典”。韩非子对于孙叔敖以及孟献伯之“俭”的基本态度，反映的不只是法家的价值观念。就是韩非子评价孙叔敖的那两句话，也是从孔夫子评价管仲的“良大夫也。其奢逼上”套过来的。
 
    对于官吏之“俭”，“逼下”之“下”与“付下”之“下”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付下”之“下”喜欢官吏俭朴，因为官吏越“俭”，搜刮民脂民膏的事就越少，也越容易体贴百姓之苦，为他们多办实事；“逼下”之“下”却不然，尤其是那些看重待遇贪图享受的官吏，很容易有受“逼”之感，“只怕货比货”，心里舒坦不起来。有关官吏待遇的规定，只是上限而不是下限，只是规定不能超过某种档次，而不是规定必须到达某种档次，孙叔敖之“俭”与孟献伯之“俭”都无可厚非。在官场之中，他们却有可能被当作另类。而且，仿照“其俭逼下”逻辑，还可以有“其勤逼下”“其廉逼下”，如此等等，不是还曾有人说如实上缴红包的“负面效应很大”，没有顾及“左邻右舍”么？
 
    但从“草民”或“下人”的角度去看，“其俭逼下”有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