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带领的采访小组走进了兰考的县委大院。大院里有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漫地而生，爬上墙头、窗台，红砖墙被盐碱咬蚀得斑驳鳞体。院子中央有一棵不高的石榴树，像一株褐色的铁枝。县委会议室内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西面墙上有一只老式挂钟。屋子中间是一张破旧的长方形木桌，两面对摆着几张破木条钉起来的连椅。张钦礼就在这里向记者们汇报。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开封市东侧。黄河在兰考拐了一个急弯，折向东北而去，进入山东。每到汛期，急弯处最容易决口。历史上，黄河在兰考的大决口就有29次，造成11次改道，小决口不计其数，整个兰考版图都处在黄泛区和沿黄背河洼地上。洪水流速快，就留下了黄沙，流速慢留下淤泥，水退不出去，就形成了盐碱地。黄河水位与原先兰考火车站的水塔齐平，高悬县城20余米，洪水排不出去，于是，风沙、盐碱与内涝成为兰考的“三害”。

    兰考有34万人口，每到饥馑年，都有老百姓举家逃荒乞讨。周原的妻子陈健当时也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骨干记者。她回忆说，兰考曾经种植了从许河村到红庙50华里的10道防风林，但为了大炼钢铁把树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了新的沙丘。兰考的沙土地适宜种植花生、芝麻、西瓜等经济作物，占全年收入的1/3，但为了推行“以粮为纲”，强制种植小麦，每亩只能产100多斤，7000多头牲畜饿死病死6000多头。“大跃进”前，兰考粮食年产近2亿斤，到焦裕禄来之前，下降到7000万斤，人口出现负增长，一些村庄都没有孩子出生。

    1962年秋，兰考最穷的村子老韩陵每人只分到了12两红高粱穗，这还是老秤(16两为1斤)的12两。“大半年的口粮，够一顿吃的么？”刘俊生说。饥饿同样是陈健的记忆：“我们在河南的乡村采访，住在老乡家，都没有吃的。每天晚上到22点，就饿得走不动，只能在床上躺着。”

    干部队伍被迫害得更惨。1957年，兰考1/3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张钦礼等反对浮夸风、共产风，有一半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所以，焦裕禄来到兰考，面临的不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因人祸挣扎在饥饿和死亡边缘的生灵。”陈健说。

    重新回到44年前的那间简陋的会议室，刘俊生告诉本刊记者，最后一个汇报的是他，他告诉穆青，焦裕禄病危时还念叨着：张庄的沙丘封住没有？赵跺楼的庄稼淹了没有？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让我看看……

    “这时穆青坐不住了。”刘俊生站起来模仿着穆青的动作，“他在会议室里从东走到西，一边踱步，一边擦眼泪，他说，工作了28年从来没哭过。”

    在县委的座谈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周原继续留在县委采访，穆青则去治沙治水最艰苦的地方，想看看“除三害”的成效如何，焦裕禄在群众中到底是什么样。刘俊生回忆，秦寨有个叫秦有礼的老人对穆青说，好人不长命啊，要能顶替，我愿意把命换给焦书记。

    在兰考，每个人的情绪都难以平静，第三天一早，穆青率队返回开封，住在国际旅行社，当晚开始写稿。按照穆青的安排，周原写焦裕禄这篇通讯，冯健写豫东形势的通讯，杨居仁写社论，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朱波写短评。

    半夜，穆青到周原的房里，看到稿纸上有一句话：“他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对此非常激赏，要求这样的话多来几句。“因为时间很短暂，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焦裕禄感人的材料写上去。”周原说。写作一直持续到清晨，早饭后他们返回郑州，回到家，周原继续写稿，下午16点多完成了1.2万多字的初稿。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领导汇报豫东之行，主要谈焦裕禄，并让他宣读了通讯的初稿。

    当天晚上，穆青带着初稿返回了北京。周原要求同去北京改稿，穆青没有同意，说需要的时候会通知他。

    穆青回到北京后，把稿子打印出几十份，发给国内部的同事征求意见，然后由冯健修改，最后再由穆青修改。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

    稿子改到第5遍，穆青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看了稿子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

    但是，是否能够发表，吴冷西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吴冷西去找了当时书记处书记彭真，最终稿件由彭真拍板后最终定稿。但当时，“大通讯”发表后，却在开封地区和兰考的干部中引发了抵触情绪。刘俊生向本刊记者回忆，新任县委书记和开封地委宣传部长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才汇报了一句话，宣传部长就面带怒气地说：‘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

    根据刘俊生的回忆，当时地方上有人反对“大通讯”的意见主要是“3句话”和“6个字”。这“3句话”是：焦裕禄到兰考只有一年多时间，共产党领导16年都没有改变的面貌，焦裕禄一年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么？写兰考面貌改变，是宣传县委集体领导和全县人民，还是只写焦裕禄一个人？兰考是县委集体领导还是焦裕禄一个人领导？“6个字”是：灾、难、病、苦、死、逃，充满了全篇文章。【原标题：焦裕禄：穿越时代的人道主义】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