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说到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俗称“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故白先生的这篇文章重在讲述“六通”。而对于“六通”的特点，他根据自己的见解，一一作了概括性的阐述。他认为：“从《史通》全书而论，主要讲作史的体材和体例。”“《史通》的‘通’，可以说主要是史书体例的‘通’，史书编写形式上的‘通’。”“杜佑《通典》是一部关于典制的通史巨著。……全书的结构很有逻辑性，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对社会结构的看法。这书内容的丰富，是隋唐史书的顶点。”“司马光说《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舍和一些议论上，《通鉴》都有所贡献，但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主要是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郑樵很重视‘会通’。‘会通’的意义从《通志》看来，大概是包括两点，一点是讲类例，又一点是讲‘贯通’。他的《二十略》是得到好评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更大规模的关于典章制度的通史。……马端临的兴趣在知识性方面，是在历代典章制度的了解方面。这跟《通典》要‘将施有政’是不同的。在书的体例上，《通考》基本上继承了《通典》，但在指导思想上这两部书走的不是一条路子。”“章学诚的书取名《文史通义》，表明他研究的对象不是史事，而是文史之义。这就是说，他通过史文的研究而达到知义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研究不在于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学。从认识上说，他这部书比着《通典》等书，都要高一个层次。同《史通》可以说是在一个共同层次，而在这个层次中，《文史通义》比着《史通》，也还是要高一些的。”“章学诚重视别识心裁，重视通史，重视记注与撰述的区别，提出了关于方志和校雠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再系统地研究下去。”（同上书，第660~666页）白先生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表述了“六通”的特点，同时还论及了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他的这些见解，卓然自得，本身就是一种“通识”的反映。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关于“四史六通”的认识，证明这是数十年都在作者脑海中盘旋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白先生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提出了阅读30部名著的建议。1987年9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对进修班的教师作了这样一番谈话，他说：

    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必须读。这二十七部书是：

    《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291~292页）。

    为了引导史学史研究者研读这些名著，80年代中期，白先生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上专门开辟了“读书会”的栏目，每期评介一部名著，收到很好的效果，亦可见白先生在引导后学认真读书方面的良苦用心。

    这里，白先生强调了“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正因为如此，他所开列的这个书单子，是“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必须读”。这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前提。那么，面对这么多名著，怎么去读呢？白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前辈，一位史学名家，确能理解晚辈、后进的甘苦，于是他提出了首先阅读《史记》、《史通》、《文史通义》的建议。他指出：《史记》“在史学上、思想上、文学上，都是站在当时社会第一线的，就现在来说，还是光辉的。……《史记》是历史著作中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的一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自它以后的历史著作中的许多问题、记载以及写作方法，都是从这部书来的。”（同上书，第292页）就我的肤浅理解，这是指出《史记》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把“钥匙”。他还指出：“《史通》主要讲历史著作体裁”，“《文史通义》讲道理讲得相当深”（同上书，第292页）。对于白先生的这些见解，史学史研究者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引导自己走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宝库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