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自己的欲望降到了尘埃里，却把境界伸到了蓝天上。

　　他们是天地之间的一面明镜，映无言，照无声。

　　这就是他们在平常中的纯粹！这就是他们在平凡中的非凡！这就是他们用平静在世人心底掀起的波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官员把自己还正在上学的子女安排进公务员队伍，早已去世的人还继续领工资，考公务员时比照自己的子女“量体裁衣”定标准；更有一些贪官，动辄几套、几十套房产，几千万、上亿家庭财产；还有一些人，拿着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还嫌少……这样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的行为方式，面对革命前辈，面对周志勇们，难道不感到羞愧？不感到汗颜？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在晋菊清的小屋里，老人给我取出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送给她的一件遗物。这是邓颖超在世上常穿的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当时，赵炜把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遗物分送给了周恩溥、周恩寿的后代们。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正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存款！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这些遗物，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了。唯独这件化纤大衣，晋菊清却一直珍藏着。

　　晋菊清珍藏的，还有一些老照片。是他们在北京与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拍的，大大小小，20来张，夹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老旧相册里。

　　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地翻看。

　　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做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普通的后代，我们更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感到不安的事情来。

　　一次又一次地翻看，相片和相片夹子都磨损得比较严重，以至于有些照片都夹不住了。

　　指着一张与总理和邓颖超的合影，晋菊清说：“这是和七伯、七妈在西花厅门口照的。”照片上有周总理、邓颖超，有总理的一个婶婶，总理的三弟，还有荣庆，他们站在后排。周总理的三弟媳、晋菊清和几个小孩，站在前面。照片背面写着的日期是1974年7月。这是一张不可多见的周总理的全家福；

　　还有一张邓颖超去世时，晋菊清和亲属们在舰船上抛撒骨灰的合影；

　　还有晋菊清手扶周总理办公室靠背木椅的照片；

　　还有晋菊清与邓颖超的合影……

　　志勇说，最遗憾的是，1983年他结婚时，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的相，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说到这里，志勇想到总理和先后谢世的四位亲人，一阵伤感不禁涌上心头。

　　他说，对不起啊，我去年得过一次脑梗，现在情绪不好控制。

　　稍许沉默后，他说，1976年和1992年，对于周家，是两个悲伤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晚，他们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大奶奶邓颖超发来的。

　　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就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

　　而就在总理逝世的50天前——1975年农历11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兰芳也走了，只有68岁。

　　1988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邓颖超病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