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勇说，他们一家到河南来，是按总理的要求办的。

　　那个时候，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正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

　　总理就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

　　就这样，在1957年，周荣庆转业被分配到了河南汲县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跟着他一块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7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他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

　　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调到了工厂——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来，又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都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干部。

　　就是在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刚从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的晋菊清，铸就了他们一生的姻缘与佳话，也使这个家庭在河南繁衍生息、默默无闻50多年，和豫北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

　　我这次去采访的时候，向市里两位领导问起，他们都感到很惊讶：“真的？不会吧？我怎么压根没听说过？”还有一个干部说，过去他似乎听志勇的同事说起过，但他不相信，还说人家是“吹哩”，志勇的同事也没辩解。这次听我说了，感叹：“没想到，还是真的！”

　　这正是周家人的本性，他们不有意去宣扬什么，也不着意去掩盖什么，只过自己的本真生活，若大象无形却让人看到圣洁，若大音希声却让人听到深邃。他们的这种天性，不仅深入自己的骨髓，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周志勇的同事，周家的邻居，没人不知道周家与周恩来的关系，但谁也不去渲染，说“人家志勇都不提，咱去说那有啥意思？”

　　晋菊清和周荣庆相处了大约半年，在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你知道你在和谁谈恋爱吗？”

　　“你们不是知道吗？不就是老周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你在和周总理的侄子谈恋爱！”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地跑去找周荣庆核实。

　　当时，周荣庆正提着浆糊桶在厂区贴标语。她劈头就问：“你真的是周总理的侄子？”

　　“是的，周恩来是我大伯。”

　　“那你不早说！为什么要骗我？你要早说，我咋敢高攀你？周总理是你大伯，俺父母是农民，这太不般配。咱不谈了。”晋菊清连珠炮似地一说完，扭头就走。

　　周荣庆一急，慌里慌张地追上说：“小晋，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不信你去问我妈妈。”

　　二人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对这个眉清目秀惹人喜爱的姑娘说：“好孩子，你和荣庆谈得好好的，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

　　“我怕。”晋菊清低头小声道。

　　“怕啥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待：你们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听着老人的话，再想到恋爱半年来荣庆的所作所为，既没对自己发过脾气，更一点看不出他是那么大领导的亲属而盛气凌人，和大家没有任何区别，晋菊清“不谈”的决心就动摇了。

　　王兰芳趁热打铁：“菊清，荣庆也不小了，你要是同意，今年就把婚事办了吧？”

　　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和20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周荣庆与农家女结婚，周总理连连称赞：“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9年后，已有两儿一女的晋菊清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妈妈。

　　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兰芳对晋菊清说：“菊清呀，你陪我去趟北京吧，我想你七伯、七妈了。”

　　晋菊清一听，很兴奋地问：“咱们一家都去？”

　　王兰芳说：“荣庆不去，他在家上班。你带着孩子陪我一起去吧。”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到，这婆媳二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作为共和国总理的至亲，竟然凭着几张站票，在火车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当时，她们没有买到坐票，晋菊清找来一张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接口处，自己则带着3个孩子站在婆婆身边。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夫妇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侄媳妇说的话，晋菊清至今想起来，仍然是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

　　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说：“菊清啊，你知道吗？咱俩还是老乡哩，我也是河南人呢！来来，咱俩比一比，看看哪个老乡个儿高。”

　　晋菊清说：“我知道七妈是河南光山人，婆婆告诉过我，但话从七妈自己口里说出来，让我感到七妈是那么和蔼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