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人的胆识，只要看他怎么对待死就够了。
　　
    1998年4月，在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将军例行检查时，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复检查，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
　　
    开始大家不想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大家只好把病情告诉他。他不仅没有精神负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
　　
    当时，他已年过8旬。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要全身麻醉，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生，说：“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他还说：“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50％的把握了。”
　　
    手术后3天，他奇迹般地下床了。第5天他出现在走廊里，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3个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表讲话……
　　
   然而，一年后，病情发生变化，他不得不又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化疗。
　　
   2000年4月19日，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和医学专家都要他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解放军总医院。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一定要回一趟家。
　　
    医生和家人怎么也劝不了。他说：“我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回去一趟。”人们不知道，他是要回去写遗嘱。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
　　
    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后的一天，他对秘书说：“那次回家，写了个遗嘱，现在看还不行，要重写，除了‘三不’外，还要加上一条，遗体交医院解剖。还有撒骨灰要给兰州军区找麻烦，你和几个孩子把它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他把在部队当副军长的大儿子叫到床边。他口述，秘书记录，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
　　
    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
　　
    丧事从简，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最后一个敬礼！
　　
    2000年5月9日1时10分，郑维山面向他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解放军总医院遵照郑维山的嘱托，除头部外对其身体进行了全面解剖，还取出了部分器官作为标本进行分析。
　　
    5月10日，一位军委领导看到此信后批示：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这种精神在人生观教育中我要讲。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不少熟悉郑维山的老同志说：“这是郑司令的风格。这是郑司令的个性。”相关链接：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长征途中，他3次爬雪山、3次过草地、2次率部迎接兄弟红军会师。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百团大战和“五一”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挺进大西北的战役、战斗。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原标题：郑维山的最后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