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它教会大学相比，燕大成立的时间较晚，但却能一跃成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其内在动因则更是值得学者们去探究。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大师，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但目前国内出版和发表的书籍与文章，对冯友兰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提及的很少，2013年8月出版的《燕京大学》一书（陈远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对燕大哲学系与冯友兰在燕大任教方面的内容则只有支言片语。因此，论及冯友兰在燕京大学早期的活动，对于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形成，探究燕京大学迅速发展的动因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1926年2月，应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美国学者博晨光（L.C.Porter）邀请，冯友兰来到燕京大学。当时博晨光还兼任燕大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时，与正在哥大学习的冯友兰相识。博晨光到燕大后，聘请冯友兰任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在任期有两年半的时间（1926年2月—1928年8月），讲授中国哲学史。这两年多的时间，奠定了冯友兰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方向。
 
    后来多次再版，流芳千古的冯著《中国哲学史》一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外公邓嗣禹于1928—1937年期间，在燕京大学学习与任教，曾聆听过冯友兰的哲学课程，十年时间获得了哲学与历史两个学位。受冯先生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于1931年曾在《北平晨报》学园栏目中发表过一篇“儒家之社会政策”的文章。该文章经译成日文后，还曾刊载于日本学术刊物《支那问题》第11期上。
 
    初创的燕大位于北京城东隅的盔甲厂，校舍狭窄，教师和学生为数都少，学校设备简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冯友兰来到燕京大学的时候，该校在北京西郊的新校园还没有修建好，仍在北京城内授课。据《燕大周刊》描述：“课堂分布在城里盔甲厂的几栋旧楼里，全校有336个男生，94个女生，教员中有52个是传教士，其余28个中国人”。那时的燕大，只不过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当时的北京教育界也是非常困难，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许多学校经常仅能发几成的工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兼课，可是到了年底，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被称为“四大皆空”。当时在北京，被教育界人士所羡慕的学校只有两所，一所是清华大学，另一所则是燕京大学，在这两所学校中，教师是每月工资照发。
 
    1919年，燕大的缔造者、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876-1962）在他担任燕大校长之后，曾10次漂洋过海，以传教士的虔诚、教育家的执著为学校募集捐款，将一所曾以蜗居面貌出现的学校，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在冯友兰到校后的第二年，便迁入西郊海淀美轮美奂、湖光塔影的新校园。据说，新校址是在清朝王公官僚的一所废园基础上修建的。这座原名为“淑春园”的园子，曾是乾隆的宠臣，大贪官和珅喜爱的园子，民国初期被陕西一军阀陈树藩所占有。据冯友兰在《自传》中介绍：“燕京得到这个地基后，就在美国募捐。谁能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这座楼就以他的名字为楼名。对着西本校门的那座楼，原名叫‘贝公楼’，据说是有个叫Baker的人捐建的，这座楼规模比较大，是燕京的主楼。”司徒雷登以25万巨款购买地基之后，十分下功夫地将一座美丽的新校园建设于此。校园内的建筑材料，大量地采用了被焚毁后的圆明园石料和石雕，作为装饰材料。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后，燕大的校址就是现在北大校园中最古老的一部分。不少圆明园的遗物，如一对精美绝伦的汉白玉华表、一对雕刻精美的麒麟、一方雕龙的“云阶”等，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北大的校园里。
 
    校址和资金解决后，为燕大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真正让燕大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跻身为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一流大学，还是由于学术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为此付出努力的一流学者们。早期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大多是由外籍教师担任，中国教师处于从属地位。司徒雷登认识到，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现状，要把燕大办成一流大学便无从谈起。为此他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为燕大招募人才。
 
    首先，他针对过去教会学校所有教师，都由教会组织委派的惯例，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要求给燕大聘请教师的自主权；第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到燕大任教，司徒雷登决定不过问教师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学，具备任教资格，燕大都可聘用；第三，司徒雷登决定从燕大自筹经费中拿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使他们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
 
    在刘延芳和洪业相继来到燕大的第二年，燕大宣布正式实行中西籍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是如此。20年代之后，燕大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月薪增加到500元，担任校务长的司徒雷登还是与其他教授一样领着360元的月薪。司徒雷登的这些举措，吸引了一大批在学术界深有影响的大师来到燕园。到20世纪30年代，燕大已是大师云集，在从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中，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洪业、吴文澡、雷洁琼等；在国内享有盛名者，如陈垣、周作人、顾颉刚、钱穆、朱自清等，也相继来到燕大任教。燕大的教师队伍，一下子变得人才济济、名师璀璨。名教授的到来，不仅使燕大比较薄弱的文史专业得到提升，也大大提高了它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燕大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成为国内一流大学，与这批学者的贡献是分不开的（陈远《燕京大学》，第90-91页）。
 
    二

    冯友兰到燕京大学后，博晨光给他安排的任务是：大体上有一半时间为大学生们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另一半时间担任研究所的导师，从事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冯友兰还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教学的需要促使他在中西方哲学两方面进一步下功夫，这些经历为冯友兰日后从事中西方哲学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冯友兰回国之后，他的主观意愿是想向中国介绍西方哲学。然而，燕京大学所提供的客观机缘，使他做了许多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并且最后归结到研究中国哲学史。
 
    燕大良好的教学环境与稳定的工资收入，也为冯友兰创造了潜心学术研究的条件。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首先将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翻译成中文，并经多次修改，最后定稿易名为《人生哲学》，于1926年9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在《哲学评论》、《燕京学报》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郭象的哲学》、《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等多篇学术论文，为创作《中国哲学史》一书积累了大量素材，并形成了此书的雏形。按照冯先生自己所述：“我在燕京两年多，在讲课这方面，我开始写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三松堂自述》第65页）。
 
    这一时期冯友兰发表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论文，大多是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内容所发的议论。正是在这种批评性的论文中，冯友兰经过反复思考，酝酿形成了他关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构思和雏形。如果没有胡适开创性的启迪，很难设想冯友兰能写出什么样的哲学史著作来，或许也可能成为一部名著，但也不可能获取这么大的名声。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卷，没有写下卷，因此在当时学术界内，不仅有断头哲学史之讥，更有烂尾哲学史的恶评，这也许和胡适成名太早，牵扯的精力太多有关。不过，冯友兰还是比较谦虚、客观地评价胡适的著作。他认为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因为后来者可以视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吸取经验教训。冯友兰肯定，“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史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13页）。
 
    在这一时期，博晨光还为冯友兰介绍过一份额外的工作，即为当时在北平的外国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开设每星期一次的中国文化课程，讲授有关《庄子》的内容。后来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英译本《庄子》，相当一部分就是这项教学工作的成果。其中，《庄子》一书中部分内容“天下篇”是冯友兰与博晨光共同完成的。按照冯友兰所述“原来说要同博晨光合作翻译是中国哲学史资料，但他也是燕京的一个忙人，时间不多，只翻译了一篇《庄子·天下篇》，没有正式出版”（《三松堂自述》第65页）。
 
    冯友兰《庄子》英译本前言写于1928年6月，应该是冯友兰离开燕大时的最后一篇作品。从前言所述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相关信息：“现在这个译本虽然只限于《庄子》的前7篇，但可相信它包含着著者主要的见解或观念，加上引言（本是为在北京各处讲课准备的讲稿）和附录（本是为北京《哲学评论》而作），可望对于正确理解道家哲学有所贡献”。从前言结尾的鸣谢部分，我们还可了解到，除博晨光参与过此项工作以外，恒慕义（A.W. Hummel）、吴宓等“都审读过原稿，发现错误，即予改正”。
 
    1936年，博晨光曾与邓嗣禹翻译过英译本的《颜氏家训》，一起讨论翻译的技巧与修辞（该书后来于1968年在英国出版）。在此期间，两人还在燕大共同开设过一门中英翻译的课程（陈润成：《邓嗣禹与战后美国汉学的发展》）。
 
    在华语学校讲授《庄子》的同时，冯友兰还为学校组织了一门“中国文化系列讲座”，每星期一次，他邀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黄侃等人，这也是一项对于宏扬中国文化颇有意义的工作。但冯友兰“在华语学校只做了一年，以后燕京大学搬到西郊，我也不再到华语学校了”。可以推测，冯友兰在华语学校兼职授课的时间，应该是在1926年7月到1927年夏季之间。
 
   《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后来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学术成果，被胡适等人称为“正统的哲学史”。这部书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名誉，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的地位。这背后固然凝聚着冯友兰多年的心血，但他的一些思路与资料的运用，则要追溯到他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以及讲授“中国哲学史”、“庄子”相关课程。这一系列活动，实际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正在孕育中的生动状况。
 
    三
 
    燕京大学在当时北京众多的大学中，以经费富裕、环境优美而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所以从经济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上来说，冯友兰当时的处境应当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燕京大学毕竟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冯友兰看来，“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总是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国人办的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不同”，在他内心深处仍有“此处不是久留之地”的感情困扰。
 
    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都是由教会创办与管理，这与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基督教会那种特有侵略气质，即摆出一副文明人来“拯救”、“开化”愚昧的东方人的架式，更是让人无法忍受。从而在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对它都有一种憎恶的情绪。
 
    另一方面，冯友兰在燕大的后期，也渐渐对于美国人博晨光与他合作从事学术研究，所投入的精力太少感到不满。他写信给在广东大学当文科主任的北大同学傅斯年，表示燕京并不是他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想法。在燕京的两年半，冯友兰虽然身处北京这一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可是在教会学校里谋职，他仍是总有“奶妈抱孩子，是人家的”感想，这种内心的痛楚难以言表。
 
    1928年暑假中，历史的机遇终于来临。冯友兰在北大时的同学、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朋友罗家伦，被蒋介石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初到清华时，只带来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枪匹马来的，到任后才开始物色他的接收班底。由于他与冯友兰在美国时过从甚密，又是北大校友，自有一番情谊，于是罗家伦很自然地把正在燕大任教的冯友兰视为“亲信”，从燕大“挖”出来为他所用。冯友兰此时也正愁燕京不是长久之计，罗家伦之邀正中下怀，于是一拍即合。而主持燕大校务的司徒雷登也颇具眼力，预见他将来一定要和国民政府打交道，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答应放冯友兰离开燕大。于是，作为罗家伦接收班子的成员，冯友兰任哲学系教授兼校务秘书长，踌躇满志地从燕大来到清华，寻觅他由学术转为学术加从政之路。（作者彭靖 系香港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