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宫城东南角门和东南门址基础

 

    本报记者  李佳霖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山西襄汾县召开陶寺遗址宫城门址考古发掘现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陶寺遗址最新发现宫城门址的性质、形制结构等展开讨论。

 

    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宫城围垣基础。2015年秋至2016年春，考古人员在宫城的东南角揭露出结构复杂的角门门址基础，在宫城的南城墙揭露出一处疑似带有双阙基础的东南门址。今年6月，这两处门址的揭露工作告一段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介绍，此次揭露的角门门址墙体和墩台宽12米左右，中间门道宽12米至14米、深4米至5米。该门址形制特殊，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南城墙揭露的东南门址正对宫城内最大的宫殿基址，平面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的城门。

 

    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认为，考虑到角门门址平面和大南沟剖面上有明显夯土，以及门址中间残存着一块路土，此次发现的槽状堆积应该不是壕沟，可能是墙基槽。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则认为，槽状堆积最初可能是环形壕沟，之后在此基础上夯打成为墙基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也赞同原有壕沟后建墙的观点，但对是不是墙基槽存有疑问。“基槽似乎挖得太深，没有明显的夯窝。其次，从东南门角门门址基础的剖面上看，上半部分比较平整，下半部分则比较杂乱，还可见白灰皮房子、陶窑等若干现象，所以，与其认为其是墙基槽，不如把它当做早期的遗迹。”王占奎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建议，运用科技手段比如土壤微形态进行检测，之后再做进一步分析。栾丰实建议，将遗址墩台和东墙做相关解剖，以分辨是一次还是两次施工。刘绪建议，在进行全面解剖后，进一步研究此处遗存不同时期的变化，比如压在夯土基槽下的陶窑的情况等。

 

    对于东南门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张国硕认为，因仅存基础部分，初步判断其地面上的建筑可能为台门、门阙、瓮城等，其中最有可能是台门，也不排除是门阙的前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从门阙演变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曾经将门阙分为A型阙、B型阙、C型阙三种类型。A型阙与城墙垂直，B型阙在城门外，C型阙与城门平行，其中A型阙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级别最高，目前该型发现最早的是东周鲁故城东南门，后来有汉代东城门、邺南城朱明门等。“陶寺东南门址如果是门阙，就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门阙，对于研究门阙的原始用途有重要意义。另外，东南角门与东南疑似门阙之间距离太近，可能另有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古揭示。”徐龙国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结合汉魏洛阳城发掘的一些实践，认为“门阙”的确认尚需进一步工作，同时建议考虑东南门是否为陶寺遗址宫城正门。

 

    作为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领队，高江涛表示，将结合各方的观点和建议，从扩方、重点解剖、路土寻找、土壤微形态、其他宫城城门以及宫城内宫殿发掘等方面进一步开展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