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西夏请和，双方罢兵。韩琦、范仲淹调回京师。韩琦拜相，范仲淹任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时宋王朝内政经过80余年的考验，诸多矛盾开始显现，内政腐败，财政日趋困难。宋仁宗召见范仲淹，要他整顿吏治，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只能一步一步来。在仁宗的一再催促下，他提出了定期考核官员、改革科举制度、慎选地方官吏、注重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等十条改革措施，即著名的《条陈十事》。经仁宗批准在全国实行，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谁料新政刚一推行，就遭到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以及贪官污吏们的反对，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在仁宗面前说范仲淹的坏话。

宋仁宗是个耳根子软的人，见反对新政的人多，也就动摇起来。当范仲淹向他提出外调，仍回陕西防守边境时，仁宗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庆历新政”仅实行一年半，就草草结束了。

范仲淹被排挤离开朝廷以后，和他共事的枢密使富弼也丢了官。韩琦替范仲淹、富弼辩护也受到牵连，这样一来，有许多同情范仲淹的人，也都不敢再出头说话了。只有谏官欧阳修大着胆子上书仁宗，替范仲淹申辩。

欧阳修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的人。但因他正直敢谏，仕途并不顺利。反对派对新政发起进攻时，他拿起笔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予以反击。但文章虽好，却最终不能挽回新政的失败，并遭人诬陷下狱。后经朝廷派人监勘，虽查明系诬告，但他还是被贬往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4年，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以后他改知扬州、颍州，留守南京，一直在外地呆了10年方才回到东京。先任翰林侍读学士，后曾知开封府，有“包严欧宽”之誉。

范仲淹虽然为了“庆历新政”受了很大的打击，离开了京都。但他在治国为民上并未懊悔和畏难，他在所写的《岳阳楼记》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正是他思想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