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代，尺牍中的“言志”之作日益增多，出现了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至今脍炙人口的名篇，充分展示出作者的个性色彩。不过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先秦两汉时期尺牍大多仍附载于史籍，作为史传叙述的一部分，还没有获得独立文体的地位，例如我们熟悉的李斯《谏逐客书》就附载于《史记·李斯列传》，《报任安书》则附载于《汉书·司马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包括“书”在内的各类文体概念逐渐明晰，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就专列《书记》一篇，虽然他对“书”的定义仍然比较宽泛，但已经明确指出了“书”这一文体“舒布其言，陈之简牍”的本质特点；中国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则进一步将“书”从广义的“书记”中分离出来，划为与“表”、“上书”、“启”、“笺”等并列的文体种类，收录了《报任安书》、《报孙会宗书》、孔融《论盛孝章书》、曹丕《与吴质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丘迟《与陈伯之书》等汉魏六朝书信名篇，从此“书”在各类别集与总集中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其独立文体地位终于确定。
　　
    唐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书”这一文体又成为古文家论道、议政、谈文的重要工具，如韩愈《答李翊书》自述治学为文心得，认为“立言”本于“道德”，提倡“惟陈言之务去”，是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为无辜被贬的范仲淹辩护，痛责身为谏官却随声诋斥忠良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展现了嫉恶如仇、敢于直言的刚正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
　　
    二
　　
    人们之所以重视尺牍这种文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比起其他文体，“无意为文”的书简往往更能体现作者的个性。为了更集中地领略作者的人格面貌，大约从北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收录个人尺牍的专集，上图馆藏的北宋人尺牍专集就有《范文正公尺牍》、《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山谷老人刀笔》、《欧苏手简》、《苏黄尺牍》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名臣、文豪的尺牍受到世人重视，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文辞之美，更主要的是缘于作者人格魅力“垂范后世”的教化作用。不过也有些尺牍别集并不因作者人格而增重，纯以文学价值而流传后世，上图馆藏的宋孙觌撰、李祖尧编注《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六卷(宋蔡氏家塾刻本)就是突出的一例。孙觌(1081-1169)，字仲益，晋陵(今江苏常州)人，是两宋之交的著名文人，也可谓是“文人无行”的典型，其为人虽不足道，但其“名章俊语，少而成，壮而盈，晚而愈精” ，尺牍则“简练明达，读之虽与隔世，恍若同时，数语间曲见情愫，而调笑诙奇，姿态万状”，而且李祖尧为孙觌门生，其注多引用孙氏本人诗文，足资考订，其文学价值、史料价值都不可忽视。此书元明以来多次重刻，版本甚多，但追根溯源，仍以这一世所仅存的宋刻本为最善。
　　
    三
　　
    无论尺牍别集如何个性鲜明、文笔高妙，体现的终究只是一人之音容笑貌，更无法展现尺牍文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于是集合众家、择其精华的尺牍总集便缘此出现。最早出现的尺牍总集是汇集同人或师友书札而成，如南宋曾潍编刻的《艇斋师友尺牍》即收录其父曾季狸(裘父)之“师友往复书简”，这类总集虽重在记录交游，表彰先人，与尺牍选集宗旨有别，但仍“当为后世总集之先声”。
　　
    至明代中后期，尺牍选本开始大量面世，“尺牍”与一般“书”体之间的分野也逐渐清晰。台湾学者孙淑芳在《世变与风雅——周亮工〈尺牍新钞〉编选之研究》中认为这一历史过程始于嘉靖年间杨慎编选的《赤牍清裁》，而王世贞在杨书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尺牍清裁》则“无形间向文坛宣告新的‘文体’的诞生”。具体而言，杨慎编纂《赤牍清裁》的目的在于阐明尺牍文体的源流，纠正时人一味崇尚宋人尺牍的风气，为此不惜矫枉过正，不收唐以后作品，甚至在书名中特地用通假字“赤牍”来代替“尺牍”，以示不同流俗之意。王世贞不仅充分肯定杨慎“操尺扬牍”之功，还先后两次增订此书，将原本8卷扩充为60卷，收录时代下限延展至明代，成为一部“囊括古今”的尺牍总集，并将书名中的“赤牍”改为通行说法“尺牍”。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曾批评“隋唐以还，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强调“文至尺牍，斯称小道，有物有则，才者难之”，刻意区分“尺牍”与一般“书”体。王世贞之弟王世懋更是明确将“尺牍”文体不同于传统“书”体的特点概括为“体简而用繁”，“体简”是对“尺牍”篇幅、体制的要求，“用繁”则是对“尺牍”实用功能的要求。正如孙淑芳所说，王世贞“将尺牍与书体的文体功能和表现方法作了区分辨析，而将尺牍慢慢导向‘文人化’或‘俗用化’的文体性质”。王世贞以文坛领袖的身份提倡这种兼具文学性与实用性的新兴“尺牍”文体，对此后尺牍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末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尺牍创作与出版的高峰，在此期间问世的各类尺牍选本不下数十种，仅上图馆藏就有题徐渭辑《古今振雅云笺》、陈臣忠《尺牍隽言》、周诗雅《赤牍随笔》、李国祥《古今濡削选章》、沈佳胤《翰海》、题万玉堂主人辑《隋唐五代小简精选》、《仙释小简精选》、题李贽评、汤宾尹辑《刻卓吾李先生批评国朝名公书启狐白》、凌迪知《国朝名公翰藻》、黄河清《风教云笺》、锺惺《如面谈》、《如面谈二集》、王焞《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吴从先《新刻小窗清笺》、何伟然《尺牍青莲钵》等等。这些选本既是选录尺牍名篇、名句供人阅读欣赏的文学典籍，也是为了满足读者实用需求而编刊的“文化商品”，例如《翰海》的编辑原则是“牍中卑语、腐语，不足烦帐下儿，信手抹去；若夫巉骨冰棱，彤霞日映，令人心动者，亟收之”，此书从历代尺牍中择取短章或片断，分为“情”、“美言”、“自叙”、“交际”、“情至”、“药石”等十二部，编者明言这样分类编排是为了“适观”，建议读者“每书作数次读之，学成八面受敌，故东坡法也”，这不仅是为了让读者赏鉴文辞之美，体会前人“透映纸上”的“真精神”，可能也有帮助读者领会文人尺牍风格特点、以备日用应酬需要的用意。
　　
    此风延及清初，产生了诸如李渔《尺牍初徵》、周亮工《尺牍新钞》、徐士俊、汪淇《尺牍新语》等影响较大的尺牍选集，其中以《尺牍初徵》年代较早，李渔一方面认为尺牍“无人可以不作，是文字中之水火菽粟也”，强调尺牍的日常实用性；另一方面则有感于“兵燹以来，金石鸿编，遗弃殆尽”的严酷现实，对明末清初名人尺牍“广为搜猎”，“随录随刊”，意在保存文献，接续《尺牍清裁》等前人选本。《尺牍初徵》一书的编例也别具特色，“文不分类，使淹雅之士喜其错综；目则分门，使采掇之时嘉其裨益，而于一类之中又详分数类” ，例如“庆贺类”之下就细分为“寿”、“婚”、“诞育”、“迁移”、“入泮”、“登第”、“赴任”、“升迁”、“致仕”等小类。而为了防止“天下习于今而忘乎古”，李渔还编选了《古今尺牍大全》八卷，收录从春秋到明末的尺牍，同以唐前尺牍为重心的《尺牍清裁》相比，《大全》偏重于宋以后，后四卷全为明人尺牍，于苏轼、黄庭坚、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高攀龙等人作品选录特多，显示出与晚明文学风尚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尺牍选集当推周亮工《尺牍新钞》，清初学者、藏书家黄虞稷称赞此书“以性命道德之精义，文章问学之微言，而寓诸寒温之绪语”，将之与钱谦益《列朝诗集》、方以智《通雅》并称为“世所不可不有之书”。孙淑芳曾指出，周氏明确反对晚明尺牍风尚与“尺牍小道”的观念，所选“必有关大道，裨益古心”，其宗旨正是要在明清易代“世变”的大背景下“阐幽搜佚”、“扶持风雅”，反映了明清之际文化思潮的变迁，其书之意义与价值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