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节、关于介子推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大致如此：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的随臣介子推跟随晋文公在外流浪十九载，其间有一次路过卫国的时候，遭到卫国国君的拒绝，没有食物可吃，重耳几乎快被饿死了，这时介子推为了晋国大局着想，就在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给重耳吃，救了重耳一命。重耳返国后，大赏群臣，唯独忘记了赏赐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介子推。而介子推也不想寻求晋文公重耳的赏赐，于是跟母亲隐居到一个叫绵山的地方。倒是别人看不下去了，就写了一首《龙蛇歌》张贴在文公居住的房子外面。“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其所”。这篇东西提醒了晋文公，于是晋文公就亲自去请介子推出来做官，但是介子推躲着不肯出来，文公没有办法，只好放火烧山，逼迫介子推母子出来。但介子推仍然没有出来，最后被大火烧死在了绵山这个地方。事情发生后，晋文公很后悔，就把绵山这个地方的田地封为介子推的领地，以弥补自己的过失，并且借以教育国人，要记别人的好处，不要忘本。此外，晋文公还把烧死介子推的这天定为寒食节，举国不得燃起烟火，随后逐渐演变成清明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祭典祖先、缅怀亲人的一个节日。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里，却没有关于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历史记载。《史记》中介子推的出场，已经是在晋文公一行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过黄河的时候了。当时的情况是，咎犯（即狐偃）在河边不跟晋公子重耳走了，跟他说：“我跟您周旋天下这么多年，有过失的地方肯定很多。我自己都知道，更不用您说了，请让我从此离开好了。”重耳马上表态说：“我若返国，如果不能和咎犯共成大业，让黄河看着作个证明。”于是把一块白璧投入河中，以用来作与咎犯的盟证。《史记》上说：“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咎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于同位。乃自隐。”

　　从一开场，就说明了介子推的与众不同，他认为重耳能有今天，完全是上天的安排，而否认了众人的智慧和各种付出，这不但迷信，也显得武断。在介子推对咎犯这样的变相要求赏赐做官的做法嗤之以鼻的同时，实际上也暴露了他性格上偏激的一面。

　　而历史上咎犯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治世的能臣，他的一家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典型的忠良之门，如其兄狐毛和其父狐突，甚至狐突被晋怀公囚禁后，宁可被杀也不肯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从重耳身边叫回来。

　　对于这样忠心不二、能文能武、堪称“国器”的臣子，被介子推所嘲笑、所不解，我们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介子推本人，很可能是一个个性偏激的人，而在他的性格里，不能容人的成分也要多一些。

　　《史记》上说，文公元年春，渡河之前，介子推就自隐了，按照常规，他留在了秦国境内。因为思念母亲，之后悄悄回了家。这时，他已经决心离开“官场”了，根据《史记》的说法，他就对母亲说了一番话，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这次他不但看不惯，简直有点愤怒了，对很多人都有了意见。晋文公流浪那会儿，史书上说，才有贤士五人呀！介子推对大多数人都看不惯了。更甚者，他对晋文公也看不惯了，“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下面的人这样，上面的人反而还赏赐他，不是下级哄上级，一级哄一级，而是上下级之间相互哄、相互骗，整个国家都这样了，我怎么还能跟他们相处呢？

　　所以介子推的意思很明确，我不是嫌没有封赏我，而是我不要那个封赏，我看不惯你们每个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介子推把晋国君臣之间的关系说得如此不好，那与他所谓的“天实开之”的观点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按照他的说法，君臣之间“上下相蒙”，晋国又怎么能达到大治的目标，又怎么能说成是“天实开之”，并且最终还成就了一番霸业呢？

　　到了这个地步，他更进一步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给人的感觉是，他甚至愤怒到要断绝一切关系的地步了。继而，他又说：“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说明他下一步连话也不要说了，从此跟文公一班人是彻底两清了。

　　介子推在《史记》上还留了一笔，不是因为他在晋文公流浪期间有过什么功劳，更不是因为他曾经割股奉君，有大恩于重耳，而是因为他的个性和言论有特点。从《史记》的描述里，我们可以断定，介子推是一个比较有见地、有文化的古代知识分子。首先，他能够说出“天实开之”的话，虽然这话最早出自赵衰之口（赵衰在重耳一行流浪楚国的时候，因楚成王厚待重耳，重耳不敢接受时，赵衰即以“天实开之”鼓舞重耳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但起码说明他有自己很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思考的内容和层面也较高；其次，他跟他母亲说的那些话，都是带着浓郁的文人气息的话，如“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有人说介子推应该是一介武夫，借以佐证他即使从腿上割一块肉下来也能正常的自如的活动，但从言论上看，他绝对是一个文人。而《史记》上给他留了一笔，大概应该归功于两个原因：一、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观点，可能是最早确立“君权神授”理论的开山鼻祖之一；二、他不愿意当官，不愿意要俸禄，以为那不是很干净的东西，而甘愿自食其力，这也多少反映了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美德，或者说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和追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许能够从介子推的身上，看到文人们虽然身无长物，但是依然可以做到傲视权贵和洁身自好，因此，在深深的同情之余，在他原本惜墨如金的笔下，还是给介子推留了一些笔墨。

　　介子推在《史记》里，已经有些拔高，比如说，有人在《龙蛇歌》里把其列为“五子”之一，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西汉刘向的《列仙传》里，介子推已经成为一名神仙，而到了宋朝，则被真宗皇帝封为洁惠侯。接着，介子推和寒食节、清明节都联系在了一起，把介子推当作古代“既忠且孝”的典范，甚至民间有“南有屈原，北有介子”的说法，把介子推同忠君爱国的大诗人屈原相比，这就更显得牵强附会了。

　　其实介子推被拔高和被神化，完全是因为他迎合了两点：“君权神授”和“愚忠”行为。“君权神授”是古代的君主和皇帝们最喜欢的东西，而流传渐广的所谓“割股奉君”的行为，则宣扬了一种绝对的愚忠行为和思想观念，因而也受到了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青睐，而不会有任何人对此再提出异议。同时，有了功劳但决不居功自傲，也决不跟统治者讨价还价，免得他们一旦成功后尚得冒“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大不义骂名，这也很符合一些古代最高统治阶层的胃口。而在部分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介子推的决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洁身自好和傲视权贵的思想和行为，显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推崇。因此，便有了历史上看似思想复杂、行为怪异，而实际上思想单纯、行为明确的春秋奇士介子推的似忠非忠、似孝非孝、“既忠且孝”，又似是而非的独特的个人形象。

　　综上所述，从《史记》里，司马迁还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介子推，也感受了一个古代知识分子个性上偏激和性格上不能容人的一面，使我们在揭开历史上重重迷雾的同时，尚能够基本准确地理解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历史人物。田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