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墟 概 论

    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 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殷墟地处洹河冲积平原上，平均海拔75—80米，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濒临洹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气候宜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举族迁徙，由奄(今山东曲阜) 迁殷，建立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此后二百五十余年，这里一 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公元前1046 年，武王伐纣，商灭亡，这里逐渐沦为废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科学发掘，这座在地下湮没了三千多年的商代都城才重见天日，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探索商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石。

    殷墟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分布密集。其范围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南起苗圃，东北至三家庄，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 其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分布基点，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雄伟壮阔的宫殿宗庙遗址、等级森严的王陵大墓、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家族墓地群，密布其间的手工业作坊和以甲骨文、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构成了殷墟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殷商王都的宏大规模和王者气派。

    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花园庄一带，海拔78-79米，南北长约1056米，东西宽约650米，总面积达68.7万平方米，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之一。目前，已发现夯土建筑遗址80余座。这些建筑遗址形制阔大、气势雄伟，按照一定的格局依次排列，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组、乙组、丙组等； 殷墟宫殿宗庙区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是殷墟都城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中心，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都城建设的水平，其都邑建设格局、规划原则承前启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著名的妇好墓位于宫殿宗庙区丙组遗址西南，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墓 葬。它的发现为研究殷代文化、艺术、礼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探讨商代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遗迹。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6万片，震惊了世界。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农业、天文、军事、旬夕、王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档案库”和“百科全书”。

    殷墟王陵区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东西长约450 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自 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3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和数千座陪葬墓和祭祀坑。被学者推测为殷商后期诸王的陵墓区。殷墟王 陵区的存在，对确立殷墟的王都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研究商代社会的阶级状况、等级关系、宗族制度、埋葬习俗、人种特征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后冈遗址位于高楼庄北地，是殷墟重要遗址。1931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的三叠层遗迹，解决了三者的年代顺序问题，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后冈遗址的殷商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脉相承，是探索商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在以小屯为中心的殷王都周围，密布着许多族邑、手工业作坊和家族墓葬群。这些遗址群，围绕宫殿宗庙区呈圆环状放射性分布，构成了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轮廓完整、规模宏大、分布 密集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1899年甲骨文发现和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发现的大量都城建设遗迹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展现了中国殷商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奠定了殷墟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古代都城的地位。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殷墟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目前，殷墟的面积已由原来的 24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内涵在不断丰富。尤其是近年来，郭家庄M160墓、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M54墓等一系列形制完整、内涵丰富的遗存的发现，更加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辉煌而又独具东方色彩的殷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类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要贡献。21世纪初，殷墟的发现和挖掘当之无愧地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殷墟于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先，有利于保护殷墟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一次空前的、全面的、超大规模的保护行动。在价值定位、法律法规、前景规划、土地归属、管理体制、资金投入、保护技术、展示陈列、合理利用等各个方面成果显著，更好的解决了殷墟保护与经济建设、农村发展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

    其次，有利于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和知名度，极大地树立和改善了安阳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城市形象，促进了与国内外的文化、经济交流和对外开放。当今经济号称注意力经济，城市地位和知名度的提高，是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条件。

    第三，有利于加快文物旅游事业的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申报活动明显改善了环境面貌。环境治理的高标准要求，大大促进了城市面貌改观，通过规划、城建、城管、环保、环卫、园林绿化等部门的共同努力，城市面貌将焕然一新，绿地面积会迅速增加，生态环境也大为改善。同时，环境美化明显地提升了一个台阶，大古都的城市特色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第五，通过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民素质可以得到明显提高。在申报过程中，市民增强了对珍贵的文化遗产——殷墟的了解和认识，而只有充分认识殷墟，才会更加珍惜和爱护它。增强环境、形象、开放意识，增强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提高市民自身文化品位，进而达到城市总体品位和全社会文明素质的迅速提高。

    安阳殷墟不仅符合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评审标准，而且在中华文明发祥史和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因此，殷墟的珍贵内涵在于：（1）殷墟是 3300年前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2）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文明的时代；（3）殷墟甲骨文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其它三种（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均已灭绝，唯有以甲骨文为发端的方块汉字流传至今，且成为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人口使用的文字，并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文字之一。

    殷墟的科学发掘

    1928～1937年的发掘

    1928年8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到安阳小屯村调查甲骨出土流散情况。董作宾到安阳后，先后向彰德十一中校长张尚德、安阳尊古斋经理王嘉瑞、花园庄私塾教师阎金声等人了解小屯村近年甲骨文的出土情况。同时，他从小屯村民手中购买到少量甲骨，并亲赴洹河两岸实地探察。董作宾指出，“罗振玉所称洹阳宝藏搜探一空者，实系墟语”，他特别强调政府若不立即采取措施，恐以后损失更大。于是，决定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殷墟发掘事宜。从1928 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共发掘15次。最初是以寻找甲骨文为目的，后来逐渐转到全面发掘殷墟这一古都的遗迹和遗物。每次发掘的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1、1928年10月13日至30日，由董作宾主持，在小屯村北、村东和村中发掘。面积260平方米。参加人员有赵芝庭、李春昱、王湘、郭宝钧等人，出土甲骨845片及陶器、骨蚌、石器等遗物。

    2、1929年3月7日至5月10日，由李济主持，在小屯村南、村中和村北发掘，面积286平方米。并在洹上村设办事处。出土甲骨740片，大量陶器、兽骨，少量石器、铜器及其他遗物。少数陶片上有刻字。参加者有董作宾、董光忠、王湘、裴文中等人。这次发掘，初步认识了小屯地面下的遗存应分3期：殷商文化层、隋唐墓葬（有的也许早些）、现代的堆积。

    3、1929年10月7日至21日，在小屯村北及西北，由李济主持发掘。这次发掘因与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交涉暂停，至11月15日复工，12月12日结束。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董光忠、张蔚然、王湘等人。发掘面积836平方米。出土甲骨3012片，其中有著名的“大龟四版”，有一牛头刻辞和一鹿头刻辞；还有铜器、石器和白陶等遗物。另外还发现窖穴和墓葬等遗迹。

同时，河南省政府派何日章到安阳招工挖掘3次，共出土甲骨3656片及其他遗物。

    4、1931年3月21日至5月11日，在小屯村北分A、B、C、D、E区进行发掘，由李济主持。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吴金鼎、刘屿霞、李光宇、王湘及河南省的关百益，河南大学实习生石璋如、刘耀等人。在小屯村北发掘面积1470平方米，吴金鼎等人在四盘磨发掘160平方米，梁思永等人在后冈发掘216平方米。梁思永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文近代考古学正规教育的学者。他参加殷墟发掘后，使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大为提高。这次他在后冈发掘出仰韶、龙山和殷代3种文化地层叠压关系，解决了中原地区这3种文化的早晚问题；同时还发现字骨1片，这是小屯以外的地区第一次发现甲骨。

    这次发掘出土甲骨782片和一鹿头刻辞及白陶、铜器、鲸骨等遗物，版筑基址、窖穴与墓葬等遗迹。

    5、1931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在小屯村北、村中和后冈，由董作宾主持发掘。参加者有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王湘、马元材、李英伯、郝升霖、张善、石璋如、刘耀等人。出土甲骨381片，其中有牛肋骨刻辞1片，还有陶、骨、蚌、石器等遗物；殷人居住圆穴、建筑基址、黄土台及窖穴等遗迹。11月 10日至12月4日在后冈发掘时，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夯土墙。

    6、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在小屯村北的B、C区，侯家庄高井台子、王裕口、霍家小庄等地，由李济主持发掘。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刘屿霞、王湘、李光宇、周英学、石璋如等人。出土字骨1片和陶片等遗物。发现殷代版筑基址，上有排列规整的柱础石，还有“三座门”的痕迹。另有墓葬等遗迹。

    7、1932年10月19日至12月15日，在小屯村北A、B、C、E区由李济主持发掘。参加者有董作宾、石璋如、李光宇、马元材等人。出土甲骨29片及陶、骨、石、蚌、龟、贝、玉、铜器等遗物。在1片字陶上有墨书“祀”字，系用毛笔等物书写而成。发现较多的版筑基址、窖穴和墓葬等遗迹。

    8、1933年10月20日至12月25日，在小屯村北D区由郭宝钧主持。参加者有石璋如、刘耀、李景聃、李光宇、马元材等人。发现东西两座建筑基址。坐东的长30米，宽9米，基址上除石柱础外，还有铜柱础10个；西边的一座长20米，宽8米。出土甲骨257片。

    1933年11月15日至1934年1月3日，刘耀在后冈发掘，发现一座有南北两条墓道的大墓，墓室呈“亚”字形，南北通长38.6米，东西宽6.2米。四隅发现殉葬人头28个。从墓的形制与规模看，此墓系奴隶贵族的墓葬。

    从四盘磨发掘20平方米，发现窖穴和墓葬等遗迹。

    从本次发掘开始，殷墟发掘团办事处迁至冠带巷26号。

    9、1934年3月9日至5月31日，由董作宾主持，刘耀、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尹焕章、冯进贤等人参加。

    3月9日至4月1日，董作宾在小屯村北主持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出土有字甲骨441片，发现殷代建筑基址、窖穴等遗迹。

    3月29日，董作宾获悉侯家庄村民侯新文在南地掘得甲骨，去古董商店“求善价而沽之”，遂托人购得1片，董看后认为是晚期文字，十分高兴。乃停止在小屯村北的发掘，率全体工作人员于4月2日到侯家庄南地分东西两组，开南北向探沟两个。同时，又让该村保长动员侯新文将所获甲骨交出，得有字甲骨31块。这次在侯家庄南地发掘，发现殷代建筑基址、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得甲骨42片（其中26片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的），著名的“大龟七版”（龟腹甲6、背甲1），满版皆为文字，为廪辛、康丁时期占卜记录。这是除小屯、后冈外，又一出土甲骨处。

    另外，在武官村南霸台发掘出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和殷文化层。后冈发掘出龙山文化时期的版筑墙和殷代墓葬。后冈殷代大墓的发掘，给考古工作者“以巨大的启示和肯定的信念，认为安阳这个地方不仅是殷都所在，而且也有可能为殷陵所在地。从此便精心调查，到处寻找，洹北侯家庄西北冈殷陵的发现与发掘，便是这个种子的发芽”。

    10、1934年10月3日至1935年1月1日，梁思永主持在侯家庄西北冈、同乐寨的发掘。参加者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胡厚宣、尹焕章、马元材等人。西北冈分东、西区。西区发现大墓4座（编号为M1001、M1002、M1003、M1004）；东区发现小墓63座，对其中32座进行发掘。小墓中埋有人头骨、无头躯体或全躯者，多数墓中没有或很少有殉葬品。

    同乐寨发现仰韶、龙山和殷文化的叠压层，出土陶、石、骨、蚌和青铜器等遗物。

    11、1935年3月15日至6月15日，梁思永继续主持在西北冈的发掘。参加者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胡厚宣、尹焕章、马元材。清华大学考取留英学生夏鼐参加了实习。西区4座大墓发掘到底。又发现M1217，对了解殷代大墓的墓制及其他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东区发掘小墓411座，内埋人头骨、全躯人骨架、车马及兽类等。随葬品有青铜器、白色大理石的立体雕刻、骨器、玉器及绿松石制品等。

    12、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梁思永主持在西北冈、大司空村、范家庄的发掘。石璋如、刘耀、李景聃、李光宇、祁延霈、高去寻、尹焕章、潘悫、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等人参加了发掘。

    西北冈东西区发掘面积约9600平方米，雇工500名。西区发掘大墓2座（编号为M1500、M1557），未完成的大墓1座（编号为M1567）。东区发掘2座大墓（编号为M1400、M1443）、小墓785座。

    10月20日至11月7日，祁延霈在范家庄村北发掘，仅发现被盗掘的墓1座。10月20日至12月5日，刘耀在大司空村东南发掘，发现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青铜器等遗物。

    13、1936年3月18日至6月24日，郭宝钧主持在小屯村北B、C区的发掘。参加者有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高去寻、尹焕章、潘悫、孙文青。

    这次发掘改变了过去由点到线、扩展到小部分面的方法，采用全面“平翻”，这样能进一步搞清遗址的布局和平面间关系。对出土的遗物如陶片等采用新方法处理。

    6月12日16时在C区，王湘发现一窖穴，编号为YH127。圆形，直径1.8米，上口距地面1.2米，坑深约1米多。坑内甲骨从地面下1.7米始见，至地面下3.3米完。甲骨旁边，靠坑的北壁，有人骨一具，头北向，屈身侧置，仅头部和上躯露在甲骨外，下肢埋在甲骨之中。12日16至18时，清理三四千片，次日又起出一层。因甲骨数量多，在野外清理费时，又易破损。经商议用木箱装好，从小屯雇60人，抬到火车站。7月4日装车，12日运到南京，放置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楼下大厅中，由董作宾、胡厚宣主持，进行清理，关德儒、魏善臣等人具体承担。这坑甲骨未经扰乱，共有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或接近整龟的有320多版，半龟或接近半龟的有540余版。

    这次发掘发现建筑遗址、窖穴、墓葬、车马坑及基址下水沟等遗迹；陶器、骨器、蚌器、石器、铜器及陶范等遗物。

    14、1936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梁思永主持在小屯村北、大司空村的发掘。参加者有石璋如、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悫、王建勋、魏鸿纯、李永淦、石伟、王思睿。在小屯村北发现版筑基址、窖穴等遗迹；2片字甲及铜、陶、玉器等遗物。在大司空村东南发现殷代墓葬及窖穴。

    15、1937年3月16日至6月19日，石璋如主持在小屯村北C区的发掘，并向南扩展。参加这次发掘的有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悫、王建勋、魏鸿纯、李永淦、石伟　、张光毅。发现版筑基址、墓葬、车马坑等遗迹，铜器、陶器及玉石器等遗物，出土有字甲骨599片。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殷墟发掘被迫停止。

    上述15次发掘共得甲骨24918片。这些通过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绝对排除了伪片。大量殷代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为商史和安阳殷代古都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殷墟的15次发掘完全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和参加的，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古学诞生的标志，而且它的田野发掘方法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田野工作的实践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批考古工作者，他们此后又培养了新一代的骨干。所以，殷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抗日战争期间，殷墟发掘所得的全部资料先后转移到云南昆明、四川南溪。抗战胜利后，运往南京。1948年底又辗转到台湾。

    日本帝国主义曾组织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等机关在河南考古。私人以调查为名来安阳盗掘的更为频繁。据胡厚宣统计：1938年春，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由大山柏率领来安阳私自考古；同年秋，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岩间德也等人来安阳侯家庄考察发掘；1940～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曾来安阳非法挖掘；1942～1943年，驻安阳的日本侵略军利用汉奸、土匪等盗掘，出土的遗物全部运往日本。1939年春，武官村民掘出重达 875公斤的司戊鼎，因太大太重无法运走，又予以掩埋。日军闻讯后，多方搜索，但终未得逞。1946年挖出，运往南京，藏南京博物院。1959年运到北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