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河到悬湖

    时间的轮回不仅仅是重合，更是一种执意的提醒。它不由分说地揪着人的耳朵，使人透过天堂看见地狱，透过鲜花看见血光。

    1938年，中国人没法不面对。

    6月9日，郑州黄河花园口大堤。

    60年前的这一天，黄河从这里人为决口，滚滚浊流如高屋建瓴，直奔东南而下，经贾鲁河、沙颖河、涡河河道狂泄淮河，进而泛入苏北“洪水走廊”，造成截至目前最后一次黄河主流南泛，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民死亡。豫皖苏三省44县（市）顿成泽国，洪水肆虐9年，为患几代，形成举世闻名的洪水灾害名词——中国“黄泛区“。

从地图上看，从鲁西南、苏北的沂沭泗水系到河南、安徽的沙颍河水系，一马平川的淮河流域恰如一块柔软的方糕，呈平行四边形横卧在中国腹地，而黄河南大堤恰恰是这块方糕上端的一条边线。若黄河大堤稍有闪失，奔涌而下的溃水必如锋锐利刃，将这块方糕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什么粮棉基地、铁路干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将一股脑泡汤……但是，就这样一个关系这么多人身家性命的北部大屏障，这样一条为历朝历代防不胜防、视为“心腹之患”的下游黄河，硬是被中国人自己扒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在和平年代，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在60年前的抗战初期，在血与火的60年前，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1938年春夏之交，一切都变得那样扑朔迷离，欲说还休。那些遇难者的尸体在洪水中漂浮着，在泥沙中淤积着，在最后的关头，他们似乎张了张嘴，却终于什么也没喊出来……

    在花园口、赵口大堤决口后的第3天，即1938年6月11日，国内各新闻媒介即以显著位置向世人披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

    中央社的消息是这样说的：“6月9日，黄河被暴敌决口”；《大公报》报道：“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左翼依据黄河坚决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然后《大公报》又转发中央社12日电：“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大轰炸，致水势猛涨，无法挽救”。

    当时国内舆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办的《新华日报》几乎众口一辞，报道灾情，声讨日寇，激励士气。尽管国民党军政机关在组织中外记者去花园口现场参观时露出了不少破绽，但舆论界仍然保持了高度一致，像是心照不宣，故意不去深究……

    接着是武汉会战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待抗日胜利、黄河归故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为花园口堵复立的纪念碑上，只8个字就把决口原因轻轻绕过：因“战事紧张，河务松弛……”在这里，对于那场决定那么多人命运的黄河大决口的原因已经由“日寇轰炸”退回到了一个中性的立场上，但离事实真相仍柏距甚远。

    其实，究竟是“日寇轰炸”还是“战事紧张，河务松弛”，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那些决口的策划者和当事人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说：“我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经拟过两个方案：（一）必要时，将郑州完全付之一炬，使敌人到郑后无法利用（二）挖掘黄河堤。最后认为决堤有两利：甲、可以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乙、掘堤后，郑州可以保全。我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请示。商量结果，认为只有决堤才可渡过难关”。“我们商定后，正拟向武汉军委请示，适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来电话问我：“以后你们预备怎么办？……我将刚才商定的计划告诉他。他又问我：你们计划在哪里决？我说：准备在郑州北面花园口附近，请你马上报告委员长；如果同意，请你再来电话告诉我。不到一个钟头，林蔚来电话说：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我们于是一面准备工作，一面以电报建议方式向蒋介石请求。他回电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另据重庆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八师作战参谋熊先煜在《陆军新八师抗战时期守卫黄河的回顾》中说：“在花园口决堤前，郑州形势很危急。当时朱振民副师长和两位副团长在武昌东湖的“战术研究班”受训。蒋在珍师长给朱振民的电报说，开封已成空城，郑州已在疏散；本师即要撤离河防，在汜水、登封一线构筑阵地；要朱和两位副团长迅即回部。朱接电报后，向总长办公室秘书谢伯元探询郑州方面情况。谢让朱去见何应钦总长。何详细询问了郑州撤离和疏散情况，要朱迅即赶回郑州，并说，保卫郑州，关系到武汉和西安，务要完成新的任务。朱不便问“新的任务”是什么，遂于当天下午搭火车回郑州。郑州确实已成了空城，街上行人稀少，店铺关门。朱到陇海铁路花园内39军军部，见到刘和鼎军长，才知统帅部为了保卫武汉和陕西外围，必须保证郑州和洛阳不陷敌手。在调兵加强保卫郑州来不及的情况下，决定挖开黄河河堤，引黄河水淹没开封、中牟之间这段铁路、公路，以阻止日军西侵郑州。这时朱方明白何应钦谈的“新任务”，就是掘开黄河南堤，阻敌西犯。

    以水代兵，足以说明当时战场形势之严峻。但无论如何，被专家考校为实有人数四五十万的被难民众，是深深地掩埋于黄土之下了；除此之外，不少于500万的灾民，在漫长的流浪途中所遭受的肉体创伤和精神创伤，更是惨绝人寰，不堪回首；9年黄泛还有一个后果：黄河每年平均1 5亿吨泥沙淤积在平原、河道和湖泊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两岸人民仍然在为消化和排解这些遗留物质而艰辛地努力着。“心有余悸，心有季悸啊！”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水利专家们异口同声地说。

    这里有一个并不复杂的数学题解：把9年黄泛带来的一百多亿吨泥沙堆筑起来，可以筑成一道漫长的城墙，其长度甚至可以绕地球赤道数周。由于历史上黄河屡屡夺淮，淮河水系本来就紊乱不畅，不能直接人海，这些黄河带来的泥沙多数就积淀在河道和农田里了。难怪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赵武京将淮河形象地比喻为“没有屁股的河”，而淮河水利专家们则差不多快要到了“谈黄色变’的地步，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们说，淮河干流从蚌埠开始，要爬2米多高的坡才能进入洪泽湖。洪泽湖早就是悬湖了。洪泽湖由凹陷地形变成居高临下、危机四伏的悬湖，这完全是60年前的这次黄泛一手造成的。

    黄河双刃剑

    1938年是一柄无情的利刃，它一方面使骄横的日军大兵陷在突如其来的洪水里不能自拔，一方面又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百姓横遭水祸。1938年的浩劫就这样降临在贾鲁河畔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在经历过那年那月的尉氏人的记忆里，它是马蹄，是鲜血，是洪荒，是逃亡；它是空气，已渗透在永恒的历史中…．

    在漫漫800里黄泛区，记得这段历史的老人确实不多了。所幸在尉氏县永兴镇凌岗村，我们遇上了78岁的孙旺春。刻骨铭心的1938年，在孙旺春眼中，是这样展开的：

    五月二十七（农历），水从中牟那边过来了。头几天日本人骑着马到了西边那个庄，拽黄瓜吃，有人吆喝他们，叫翟海亮，日本人把他打死了。老百姓说这日子不能过了，拼吧，就拿着叉棍吼着出来拼。老百姓是群胆，把日本马队撵跑了，有十几匹马，跑回了邸阁（地名）。日本人临走说，要从尉氏县城调来部队，把这一片老百姓全灭了。

    日本人走后没几天，黄水就来了。先是顺着地里垅沟，路上车辙印，还有低洼地，咕咙咕咙过来了。开始不知道是黄河扒口，后来才知道是打不过日本人，只好把河扒开，挡住了日本人。日本人来报复俺这儿，骑着马，拉着钢炮，马蹄陷到泥里拔不出来，就勒住马，回邸阁了。孙旺春老人说到这儿，禁不住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到第三天头上，水已淹到胸口。商量商量，跑吧。就做船，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向西逃出去了。后来水涨到一丈多深，没逃出去的有的淹死，有的饿死，死的人多着呢。我家那时8口人，回来的时候就剩下4口人了。

    这位老人的家世，在尉氏、在河南、在黄泛区，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个个人化的局部，可是对他来说这就是全部，是整个1938年带给他的灾难和悲剧。黄泛之水使他们全家成为难民，同时也陷住了凶残淫暴的日本兵的马蹄。

    警钟仍须长鸣

    如此灾难沉重的土地，经过半个世纪的和平、建设、治理和发展，如今自然已是沧海变桑田。

    河南省周口地区位于黄泛区中心，这里早由黄沙漫漫变成了麦浪滚滚。从1991年开始，周口地区一跃而成为全省最大的粮棉生产基地。如今周口的粮食问题早已经不是短缺，而是迫在眉睫的储备和深加工问题了。地委领导告诉记者，目前全区储粮已达36亿公斤，今年还要收购9亿公斤。粮食过剩的本身，已经造成了财政的新负担；还有人口问题，由于生产发展、生态环境恢复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繁衍很快，目前全区人均土地只有1.1亩，离联合国人均8分的土地警戒线已经不远了。

    无论粮食过剩，还是人口过密，都表明黄泛区已经越过温饱线，正向着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生活质量提升，在这片被绿荫和丰硕的果实重重叠叠覆盖的大地上，你很难指望1938年会从地底冒出来，自行唤醒人们的记忆和反思。记者沿途曾有意识地对各种年龄段的泛区农民进行随机访问，结果发现40岁上下的人对花园口哪一年扒口已经不甚了解；而30岁上下的人，有人甚至对“黄泛区”三个字也一脸的茫然；在位于颍河之背、当豫之冲、地势低洼的安徽省太和县，尽管1938年给当地造成了94%的受灾面积，98%的受灾人口，但当触及黄泛这个话题时，多半会听到的回答是“这事儿？得问老辈子人。”

    今年85岁的徐福龄老人，光“治黄工龄”就已经有60多年了，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乃至全国水利界，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1938年6月花园口扒口后，横贯豫皖苏的800里“新黄河”成为中日两军长期对峙的界河。为防止黄水西泛，当年7月，就由前黄委会会同地方，沿黄泛区西岸，自郑州以下至中牟、开封、尉氏、扶沟、商水、淮阳、项城至沈邱修筑了一条“防泛新堤”，又名“军工堤”，总长316公里。时年25岁的徐福龄，曾防守在这条水工军工兼用的长堤上，任防泛新堤第三段段长。

    记者出发前，徐老专程赶来送行。他说，比起历史上黄河夺淮六七百年，这9年的黄泛当然只是“小巫觅大巫”，但对20世纪中华民族来说，却足以称得上一件大事了。可惜过去对这9年的黄河流路、黄河防务研究得太少，几乎是空白。

    徐老曾在多种场合表达过这种遗憾。在尉氏县城关，记者见到了这位世纪老人曾经奉献青春的“防泛新堤”。

    60年，弹指一挥间，“防泛新堤”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会儿它被两排杨树夹持着，像是夹持着一段残破的历史。如果不是有心人提醒，你会以为这只是一截废弃的渠道。它的不同，只是比两边地面稍稍高出一些而已。

    看到堤东正在崛起一片民用楼房，房主和施工人员忙忙碌碌，记者带着一种期待回答的渴望走进他们中间。

    刘金发，男40岁：知道祖上逃难，现在留在陕西还有几十口人；知道这堤坝是防黄泛的，不知道花园口哪一年扒口……

    孙合亮，男，46岁：听老人讲这是拦水堤；快到日子了吧，38年扒口，看电视知道的。

    崔玉玺，男，63岁：这地方原来是河堤，后来挖成河了。38年我3岁，跟父母逃荒到潼关，回来就10多岁了。

    离开“防泛新堤”，记者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人们总算还记得这道“军工堤”，但也已经勉强到了“依稀”了。记者没敢访问那些20多岁的青年人，实在是害怕受到他们那无辜的眼神的伤害。中国人民在二战中的苦难，既然有了南京大屠杀，又有了重庆大轰炸，其酷烈程度都已到了极端，那么从们有什么必要非得对花园口的1938念念不忘呢？时间的一个特点就是既演绎历史又消解历史，既创造历史又遗忘历史。
   
    惟和南京、重庆惨案不同的是：花园口是中国人自己扒开的。

    也正是这个惟一，构成了花园口扒口的双重悲剧性。如果非要把它看作一条沉船不可的话，那么它应该比1998年走红神州大地的“泰坦尼克号”更加沉重，更加令人唏嘘不已，喟然长叹。

    正如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庄景林所说：即便能防千年一遇洪水的小浪底工程建成，黄河防洪也并非万无一失，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黄河，仍然是悬在下游两岸上亿人民头上的一柄利剑，稍有不慎，仍会酿成大祸。

    警钟仍须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