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堂和黄胄的《群驴图》

   
    黄胄是我国上世纪影响深远的著名画家。1957年，他的作品《洪荒风雪》就曾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这一年他仅32岁。在此以后，他又多次获奖。这无疑是对他作品的艺术造诣和他在中国美术界地位的充分肯定。

　　黄胄的画造型准确生动，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笔墨淋漓酣畅。他所画的人物具有狂放原野的情怀和鲜活的个性，那些边疆少女，用西方绘画的色彩与东方柔美流畅的线条相交融，使他的绘画充满了灵性和神秘的遐思。 黄胄创造的写意泼墨与工笔重彩相结合的独特画法，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创造性的贡献，开创了中国画坛的一代新风，当代许多著名画家如史国良、杜滋龄等，包括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都是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受益颇深。

　　生前，黄胄曾任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黄胄在病榻上画的一幅20米长的《百驴图》作为邓小平同志出访的国礼，送与重要的外国元首。80年代，他还在香港、新加坡、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画展，得到了国际美术界高度赞誉。可以看出，黄胄的作品具有多么高的艺术价值，人们对它将会是如何的珍爱。他是中国美术史上谁也绕不过去的坐标、一个无法忽略的印记。

　　不想，黄胄有一幅“群驴图”在淮阳流传，且引来一个高洁感人的传奇故事。

　　高金堂是河南省淮阳县书画名家。自六十年代起，他就从事美术教育和书画创作。高金堂先天性桀骜，不流俗，很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有“宛丘五叟”之雅称，他的画作清逸古朴，苍拙韵致，具有传统质美，极富书卷气。

　　36年前，高先生在一位亲戚家里邂逅了这幅“群驴图”。当时，这幅画在屋里簙篱子上（那个时代是用高粱秆做的簙篱子把屋子分隔成客厅和卧室）糊着，在画的下半部扎有一个带有线的缝衣针，旁边还有许多以前扎过得针眼儿。开始他以为是印刷品，后来认出是黄胄的原作，他大吃一惊；高先生是很有鉴赏力的，觉得画作的艺术水平相当高，绝不会是贋品，当听到亲戚说了画的来历后，更确定是真迹无疑了。从用普通浆糊把它糊在簙篱上，把缝衣针都扎在上面，他判断亲戚家并不看重这幅画，也没当回事，便征得亲戚的同意，小心翼翼地把画从簙篱上揭了下来，找人装裱后珍藏在自己专门放贵重物品的樟木箱子里，平时还常常拿出来欣赏一番，高先生是懂画的，为能收藏这幅画而高兴得莫可名状，认为是平生一大得意的快事。

　　这幅“群驴图”上，黄胄用高度凝炼的笔墨画了七匹新疆毛驴，上下一字分布在宽一尺、高四尺的条屏尺幅上，但由于排列得疏密有致，墨色富于浓、淡、干、湿的变化，驴的动态也各不相同，又只用廖廖数笔把两个维族青年那种乐观奔放的性格画得自然生动，让人觉得栩栩如生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再加上用洒脱犀利的笔致画出的树枝及飞鸟背景，使人俨然置身在新疆风情之中，感到风趣盎然 。所以，这是一幅不论从主题表现、画作品位、以及形象塑造、章法、笔墨等方面都可以说是一幅完美的画作。黄胄在这幅画上相隔3个月后再次题款，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般表示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又很重视，画家才在自己的同一幅作品上两次题款。

　　如此著名画家的精品力作，虽然不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但说它是一幅名画，该不会有什么异义吧。

　　需要说明的是，高先生得到这幅画是1976年，这时黄胄的画还仍被冠以“黑画”，他的“驴贩子”的帽子还没能摘掉；说起“驴贩子”雅号，还有一些来历：黄胄有一位朋友叫邓拓，邓拓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对传统书画有着深邃的鉴赏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也是一位有独特的思想和才情的才子。37岁时便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主编，1958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三家村”开始的，邓拓被指是“三家村”村长，另两位是吴晗、廖沫沙。黄胄之前曾经在邓拓的家里，用一个晚上画了一张“百驴图”， 文革中批判邓拓时，把黄胄也揪了出来一起批判，并赠了黄胄“驴贩子”的雅号，同是一幅“百驴图”，后者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给他带来了极高的荣誉，而前者却给他招来横祸，使他当上黑帮被揪斗，带来了身心的极大伤害。记得1980年去黄山写生遇见黄胄，他还是让别人抬着上的山，他的腰直到去世也未能再直起来。  

　　所以，在1976年他的画不受待见亦属正常，再说那时候，书画作品不许买卖，再如何珍贵的书画也没有一文钱的经济价值。只有如高先生这样既喜欢又真懂书画的人才把它当宝贝。

　　到了九十年代，书画收藏热兴了起来，高先生藏有一幅黄胄“群驴图”的消息不胫而走，还有人编了故事，添油加醋的增加了离奇的情节写成文章登在报纸上，使得许多喜欢书画和不喜欢书画的人都开始觊觎这幅画。高先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便开始秘不示人，有人问起时还像煞有介事地说画在箱子里被老鼠咬成了一堆碎末，老鼠在箱子里做了窝，带领一大群子女在里面享受着天伦之乐。说到画被咬坏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还可以隐约看出一点痛心疾首的样子。这样，时间长了，便无人再问此事。

　　2012年的一天，高先生手里拿着一幅画来到我家，打开一看，正是黄胄的“群驴图”，我打趣说以前多次申请都未能一睹此画真容，今天怎么大发慈悲啦（我压根儿就没有相信它被老鼠咬成了碎末），高先生表情木然，说请我把画拍照一下，作个纪念，我心想，自己的画，还纪的哪门子念；看高先生没有往下说的意思，就也没有再问。我这个半瓶子醋业余“摄影家”，难得有人找我拍照，高先生找我是高看我，我便十分认真地拍了七、八张，有全画整张的，也有分段局部的，这些，如今都储存在我的电脑里。拍完之后，高先生立刻小心翼翼地把画卷好，依旧是表情木然、步履节奏略显缓慢但十分平稳地，走了。

　　2013年的一天，闲谈中，听一位朋友说他的同事几十年前送给亲戚的一幅黄胄的画突然还回来了，还说这幅画若在自己家，也早已被毁没有了，现在它有了百万的身价，反被还回来，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心里很纠结。朋友讲到这里还说了许多还画的亲戚如何如何值得敬佩的话。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高先生让我给“群驴图”拍照，说留个纪念的原因了

　　后来我与高先生闲谈，他说了这件事的其中原委，原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书画收藏俞加狅热，其经济价值成几十倍飙升，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黄胄在内的热门画家，更是一画难求，画价也升到了天文数字；一次，高先生偶然在电视节目中看到黄胄的尺幅不大的“雏鸡图”竟拍到了160万，那这一“群驴图”的价值可想而知，这时他意识到必须把画还给亲戚了，但是毕竟“群驴图”与自己朝夕相伴了几十年，实在是自己所珍爱的画作，这事很让人纠结；可这幅画的价值真是太过昂贵了，想到这里，高先生毅然义无反顾地拿起“群驴图”向亲戚家走去。

　　要是“群驴图”现在还是一文不值，那该有多好。

　　名画“群驴图”的传奇经历结束了，但由它引出的承载着厚重中国传统美德的温馨故事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让人感动不已，也将作为人间美谈流传下去。相信，与“群驴图”传奇经历相伴的高金堂先生之高洁风骨亦将为人们所铭记。

　　简介：高金堂 ,字石斋 ,出生于 1941 年 ,河南省淮阳县人。□范景恩【原标题：高金堂和黄胄的《群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