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状元非常难，但有时候也会很容易，天上真有掉馅饼的时候。

唐代牛锡庶才华出众，但性格文静，不太合群，“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上进士。一天，他在街头闲走，有大官路过，大呼小叫让回避。路很窄，避无可避，他不得已走进路旁一户人家，没想到这竟是礼部尚书萧昕府第。

此时萧昕年老独居，门前冷落，少有人来拜望，见牛锡庶来见，以为是专门来拜访，大喜，引入厅堂。牛锡庶并不知这老头儿是何许人，悄悄问侍者，才知道竟然是萧尚书，索性将错就错，恭敬有加。

两人相谈甚欢，尚书索要牛锡庶之文卷，阅后再三称赞。问道：“外面议论，明年何人主持考试？”牛锡庶说：“萧尚书办事公正，肯定是您主持。”萧昕慨然说：“来年若知贡举，君即状头也。”牛锡庶起身拜谢，忽然外面传呼“尚书知举”。牛锡庶又拜，再三叮咛。萧昕道：“君且放心，我必守言诺”。

第二年，萧昕主持科考，牛锡庶果然状元及第。

这事要放在宋代或者明清，绝无可能，但在唐代并不稀罕。唐代主考官可以确定状元人选，试卷也不密封，并且还有“察举”推荐的余风，考生盛行“行卷”，就是考试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现给显贵或大学者，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自己。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唐代朱庆馀的这首《近试上张水部》，想必各位读者耳熟能详，这首诗就是典型的“行卷”，这种做法在唐代公开进行，非常普遍，大诗人王维中状元，靠的就是向权贵行卷，名相牛僧孺、大诗人杜牧也都留下了行卷的故事。

考试加推荐，避免一考定终生，或许更合理，但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推荐制却会出很多问题。唐文宗时，裴思谦投靠大宦官仇士良，拿着仇的帖子，登门找主考官高锴，声明非状元不要。高锴无奈，最终录他为状元，此人应该是“史上脸皮最厚的状元”。

科举的灵魂是公开公平，如果做不到，科举就失去意义。唐代人很多主考官明白这一点，白居易主持考试时，要求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但只靠主考官的自律是不够的，严格而合理的制度设计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唐文宗曾意识到这一点，他与宰相郑覃说及进士科和机构改革时，曾指着面前的香炉说：“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但终唐之世，并没有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更为精密周延的制度设计，到宋代才得以完成。

制度创新在开封

今年6月19日下午4时许，开封城风雨欲来，龙亭湖失去往昔明媚，湖面暗淡阴郁，摇荡波动，隔湖遥望，雾霭沉沉，“波撼”龙亭。

北宋皇宫，就在这浩荡湖水之下。开封是著名的城摞城，黄河淹了多少次，一再淤抬地面，宋代皇宫已在龙亭湖面8米以下。

对于科举考试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回望的地方，千年科举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北宋前期的几个皇帝，见招拆招，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堵塞徇私漏洞，建立起精密周严的体系，使科举成为“天下至公”。

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废除行卷之风。北宋初年，沿袭唐代遗风，举子投卷依然盛行。临近考试，权要显贵频频向主考官推举人才，称为“公荐”。考生被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座主”、“师门”，自称“门生”，形成特殊的关系：座主指望门生报恩，而门生寄希望于座主提拔。

主考与考生形成利益共同体，难免因此徇私，危害科考公平性，并且也会形成小集团，造成朋党派系之争，危害国家政治。唐代持续40年的“牛李党争”中，“牛党”就是利用座主、门生关系结成一体。

为汲取教训，防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宋太祖赵匡胤建隆三年（962年）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不得呼春官(主考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乾德元年（963年）九月更是明文规定废除行卷：“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如前所述，开宝六年(973年)，赵匡胤又将殿试制度化，形成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皇帝成为录取的最终决定者，礼部会试录取的考生，都要在皇帝御殿进行复试，使录取的考生只可以向天子谢恩，做天子门生。

宋太宗淳化元年，为了表示公平取士，主考官苏易简入贡院后，便不与外界沟通，此后成为定制，称为“锁院”。这年的考试还首次采取了遮盖考生姓名的办法，称为“糊名”，开了封闭改卷的先例。

宋真宗初年，“糊名”制度化，规定所有的试卷，要经过封印院糊名之后，再送往知举官处阅卷。这一制度使得考试完全凭借考生的答卷情况来选拔人才，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正性。

宋太祖殿试时，淘汰了一批考生，宋仁宗嘉祐二年，殿试不再淘汰，礼部考试选取者全部录取，皇帝只根据殿试结果分甲第，排名次。

宋初科考时间也不固定，宋英宗首先明确会试三年一次，每逢辰、未、戌、丑年举行。一次次的制度创新，使科举在北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明、清历代均加以沿用。

“文思苦迟”得状元

文思泉涌、下笔千言，这无疑是对文人的极高赞誉。但北宋孙何，却因“文思苦迟”考中状元，并且是乡试、会试、殿试连续考取第一，创造了殿试制度形成后第一个“连中三元”的奇迹。

孙何是蔡州汝阳（今汝南）人，父祖皆学问博雅，他本人十岁识音韵，十五能著文，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颇有名声。他与丁谓齐名友善，时辈号为“孙丁”。大诗人王禹偁“尤雅重之”。他文章写得极好，所做《两晋名臣赞》、《春秋意》、《尊儒教仪》等，都有名于时。不过，他有个特点——“文思苦迟”，属于“苦吟派”。

“文思苦迟”本是个弱点，尤其在北宋前期的科考中，讲的是文思敏捷，交卷快。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状元王嗣宗有两个特点，一是交卷快，一是相扑技术不错。

这年殿试，赵匡胤亲临讲武殿举行殿试，考生王嗣宗、陈识最先交卷，且二人的试卷均为上乘之作。谁为第一？赵匡胤有点犯难，灵机一动，想出了不太靠谱的一招：让二人角力(即相扑)，胜者为状元。王嗣宗反应快，当时上前与陈识在大殿上扑斗起来，迅速占了上风，赢了比赛，夺得了当年的状元。

这个时期的状元，大多是先交卷者，如杨砺、宋准、苏易简、陈尧叟等，都是因为抢先交卷成了状元。这无疑会误导天下考生：写文章一定要快！因此出了很多“快枪手”，大家一味比快。

写文章是呕心沥血的事儿，只讲快，难免草率成篇，只讲快，也会忽视文化素养的积淀，写出的文章华而不实，缺乏内涵。在“快”了30年后，问题逐渐严重，很多大臣认为到了纠偏的时候，他们向宋太宗谏言，得到太宗高度重视，决定要让考生们“慢下来”。

淳化三年（992年），来到开封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3万人，是自有科举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宋太宗觉得这是个扭转风气的好机会，下令考官们在出题、阅卷时采取措施，治治草率成篇、争先交卷的浮华之徒。

矫枉必过正。会试考三场，第一场考官们就刻意出了一个冷僻的题目，让很多“快枪手”迟迟不能下笔。但总有手快的，17岁的江南才子钱易率先完卷，第一个出场。不过这次他撞到了枪口上，考官们竟然看都不看，拿红笔一抹，扔在一旁，甚至取消了他参加第二、第三场考试的资格。

三场考试下来，“文思苦迟”而“文理可观”的孙何被取为第一（会元）。

钱易倒霉，孙何上位，风向明显变了。但大约是惯性太大，大多数考生并没有因此惊醒，李庶几等通过了会试的“快枪手”，反而对孙何十分不服气，他们在开封一家饭店聚餐庆祝时，玩了一个游戏：谁在厨师烙好一张大饼前写成一首诗，大家尊他为高手。

这事搞得很热闹，很快传遍开封。宋太宗和大臣们一看，竟然压不住这浮华之气，这还了得，加码！

殿试时，宋太宗亲自拟题，他从《庄子》中摘出“卮言日出”四字为赋题。这个考题相当冷僻，李庶几还没弄明白题意，匆匆凑成一篇，别人都还在苦思冥想，他就得意洋洋地抢先交卷。其他“快枪手”一看，不敢再细想，纷纷挥笔，草率成篇，交卷出场。

李庶几很自信，觉得状元十拿九稳，没等张榜公布，他就很张扬地让仆人大肆张罗，为庆贺状元及第做准备。太宗得知此事，大怒，下令取消他的录取资格，两科之内不准参加殿试。

殿试结果又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抢先交卷的纷纷落榜，孙何又成了第一名！此前开封府乡试中，孙何就被取了第一，会试、殿试又被录为第一，“连中三元”，声动天下。自此后，轻率浮躁之气被有效抑制，科场考风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