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其取代姜姓齐国的漫长过程中。田氏代齐是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完成的，其间田氏家族动用了大量的计谋权术，试以人们耳熟能详的谋略术语衡量一下，诸如：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处虚守静，慎守待时；当机立断，火中取栗；随机应变，悬权而动；阳奉阴违，上下其手；无中生有，蒙混欺骗；挑拨离间，混水摸鱼；遍置耳目，探敌用间；欲擒故纵，以退为进；行阴德，广结善缘，收拾人心；调虎离山，断敌归路；拉一个打一个，逐个击破；通过对外战争，剪除政敌。凡此种种，倾险变诈，诡秘变幻，简直把个谋略权术玩弄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正是伴随着取代姜齐的长期斗争逐渐形成的。

   
    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

  
    （一）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于春秋的时代背景

   
    谋略，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氏族社会，地广人稀，社会结构简单，血亲维系人际关系，大家与世无争，安然自处，这样的民风纯朴的时代是很难设想有什么谋略文化的。历史进入夏商周三代，社会由儒家所标榜的尧天舜日的“大同”之世，递变为“小康”之世，谋略计策、机心机事也就渐次多了起来，甚至被后世誉为中国谋略的鼻祖人物也出现了，便是俗呼“姜子牙”的齐太公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文王之能“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武王之能一举颠覆殷商王朝，皆端赖于吕尚的阴谋诡道、兵权奇计。看来，中国兵权谋略鼻祖的桂冠非太公吕尚莫属了。但是吕尚对中国谋略文化的贡献也仅仅停留在一个实际操作的层面，他基本是个谋略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传世《六韬》等所谓的太公兵法，似非太公亲手所著，而是战国人之伪托。

   
    太公以后的整个西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诸侯国均致力于在新封领域内的经营建设，无暇外顾。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地方势力崛起，上下内外交争，诸侯与天子，大夫与诸侯，士与大夫，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平民，以及国与国，华夏与夷狄，各种矛盾激化，社会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谋略的运用与实践急剧多了起来；尤其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化，职业政治家之外又逐渐分化出职业军人（将军），职业外交家（行人），职业商人也出现了。这些新职业的从事者，其职业活动的可供参据的礼法习俗愈来愈少，愈来愈不合时宜（如西周初期的军礼，至东周时就显得那么迂腐可笑），于是为适应形势需要，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工商等各行各业，以及为人处世方面，都发明或总结了适宜于各自领域的游戏规则、谋略和手段。自然，各个领域的谋略有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而各领域和领域之间，又有横向的交流与借鉴，因此几乎一进入春秋，就进入谋略文化的黄金时代。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形成，自然与这一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

   
    （二）田氏家族文化形成的血缘种族的背景

   
    齐国的田氏出自陈国公室。陈国妫姓，始封君“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陈国既为虞帝大舜之后，那么其文化自然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而其人民自然也是聪明智慧的。

   
    从妫满到陈厉公的父亲陈文公圉经历若干代，前后十位君主。由于陈国自有其文化传统，并不严格遵守周礼，宗法制传统比较薄弱，故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了许多诸如兄终弟及之类的原始遗存，由是陈国因兄弟子侄争夺君位继承权而发生的内乱史不绝书，齐国田氏嫡祖田敬仲完由陈来奔，正是起因于陈国的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内乱。这种充满了弑君篡位、腥风血雨历史文化的国度，有助于培养人的生存智慧和斗争艺术；兼之陈国弱小，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列强环伺，因此需要很强的生存自立能力。陈人善变尚谋的国民性格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战国策·齐策五》云：“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陈人“好诈”是远近闻名的（老子产生于陈国故地的苦县，亦非无因）。田（陈）完率领宗亲逃至齐国，自然也就将陈氏固有的“好诈”的集团性格带到齐国，成为齐国田氏家族的文化传统。

   
    齐国的田氏家族始终保持着浓重的种族故国意识。陈国先后于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鲁昭公八年（前534年），两度亡而复封，最终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被楚国彻底灭亡。“亡国踣家”，“宗庙不血食”，这对于妫满所有的后人来说简直有椎心泣血之痛。田氏家族为了使虞（舜）之“继守将在齐”，遂萌生并加快了篡夺姜齐的步伐，日暮途远，不择手段。因此，我们便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田氏篡齐的四个关键人物文子、桓子、釐子、成子之世，正是陈国不绝如缕至最终灭亡之时。因此我们认为，陈国的衰亡实可视作田氏谋略文化形成的催化剂。

   
    （三）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形成的姜齐文化背景

  
    追本溯源，姜齐谋略文化实肇基于太公吕尚。吕尚以“阴谋修德”以及“兵权与奇计”协助周文王、周武王倾覆商政，创建周朝，然后作为“功臣谋士”之首封建国于齐。太公立国方针原本就有着鲜明的谋略文化色彩。《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汉书·地理志下》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由太公开创的齐国谋略文化到了桓公时代更有长足发展。管仲、鲍叔、宁戚等辅政大臣早年皆曾经营过商业，势必要影响桓公一朝的政治风格。《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之谋博大精深，诸如：“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以富兼人，以德兼人”等等即是。“管仲卒，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是以姜齐谋略文化在管桓之后仍在继续发展。

   
    姜齐谋略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田氏为了家族的事业，想必要从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田无宇就曾公开说过：齐桓公以能施而霸（《左传》昭公十年）。而田氏家族施财布惠行阴德的谋略传统正是由田无宇开创的，其有意识仿效管桓霸政谋略是无可怀疑了。姜齐谋略文化的其他内容如“兵权与奇计”、虚诈不情、通货积财以及因应之术，田氏无不拿来为我所有、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