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叔章解放前参加过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并在工作中与我党保持秘密联系，积极发挥我党的统一战线作用。解放后，她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当造反派揪斗她并逼着她写假揭发材料之时，邓颖超在私下里对她说：“对于外调材料的原则应该是，一不损害组织，二不伤害别人，三要注意保护自己。”

　　十年浩劫之中，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与我党真诚合作的原国民党人员的后代也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保护。1978年底，拨乱反正之时，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和在京的一部分相关人员在北京饭店团聚纪念，大家邀请邓颖超参加。邓颖超还分别请有关人员到家中交谈、合影。1991年12月，在召开西安事变55周年纪念会时，邓颖超病重住院，但她还是派人代她作了书面发言，表达了对张、杨两将军的崇高敬意和对其家属的关爱。

　　万福麟曾是张学良的部下，原为东北军高级将领。1984年7月1日，邓颖超视察天津时，专门约见了在天津的万福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万国权及其夫人刘宗华。见面时，邓颖超招呼万国权坐在她的身边，风趣地说：“万国权，你的权力不小呀，万国的大权啊！”她接着热情地说，“共产党历来对各界爱国人士，对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做过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您是党的朋友，在党的生日这天特地请你来谈谈。”这次见面时，邓颖超还详细询问了万国权的家庭、子女、生活、住房等情况，对他们生活状况表达关注之情，让万国权十分感动。

　　邓颖超经常对工作人员说，要广交新朋友，但不能忘记老朋友，不能人一走茶就凉。为此，每逢在京的政协委员活动日，她都特意一并邀请上届委员和民主党派机关的同志参加。对政协的党外副主席叶圣陶、胡子昂、钱昌照，邓颖超更是嘱咐工作人员要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对党外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能办的一定要办，不能办的要亲自上门进行详细的汇报解释，征得党外老同志的谅解和同意。

　　广泛团结原工商业者

　　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达到了高潮，工商业者家属对此存在一些疑虑心理，为此，全国妇联决定召开一次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并由邓颖超领导会议准备工作。邓颖超与中央统战部商量后，向中央打报告，建议此次会议与民建、工商联共同召开。在最初拟订的会议筹备委员会名单中，这些单位的党组成员和相关人选共有25人，邓颖超看后，认为名单的统一战线性质还要加强，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她说，民建、工商联的主委、副主委如黄炎培、李烛尘等都要吸收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也要更多地吸收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中的知名人士进筹备会，筹备事宜要与他们充分磋商。这样，筹备委员会扩大为75人，团结面大大加宽了。

　　这次大会的主报告也由邓颖超来作，邓颖超对秘书班子说，你们不能关门起草，要走出去，请进来，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有的放矢。为此，报告起草班子到上海、天津、北京进行调研，请了114位同志参加座谈。1956年3月，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对于团结工商业者，稳定人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环境中，邓颖超也没有停止对工商业人士的关怀和团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荣毅仁已经被打倒靠边站了，但因为他是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委员，便按原定安排参加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当他步入会场时，一些熟人表情尴尬，不敢与他打招呼，这时，远处的邓颖超看到了荣毅仁落寞寡欢的样子，悄悄地让人找荣毅仁过来，她关切地对荣毅仁说：“恩来要我找到你，带给你几句话，要沉得住气，要顶得住，要经受得住考验，我们相信你会这样的。”荣毅仁看着邓颖超坚毅的目光，心里无比感动，赶紧点点头。从此以后，荣毅仁心中明亮了许多。

　　1984年6月下旬，邓颖超到天津视察政协工作期间，专门抽出时间，主动提出在原定的日程之外增加一项活动，去探望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弢先生的遗孀左道腴。在周老病重期间，邓颖超两次派人来看望，周老病逝后，她因为工作走不开，也派了人来吊唁。邓颖超一见到左道腴，就对自己在周老去世后没有能及时登门看望表示歉意，对周老生前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她还拉着左道腴的手，关心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当得知左道腴有心脏病后，便开导她要乐观，并以自己为例说：“我就有高血糖，医生说治这种病有三种办法:一是打针吃药，二是饿肚子，三是运动。我采取了第三种办法，每天饭前走1000步，饭后走200步，天天坚持，果然血糖就降下来了。”邓颖超还关心地嘱咐左道腴，有困难就找市政协主席和副主席。看着邓颖超慈祥的面容，左道腴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邓颖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斯人已逝，德昭后人，她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坚定执行者，是团结党外人士的楷模。作者： 吴跃农【原标题：邓颖超：团结党外人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