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是大跨度的，转折初始的观察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致人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并不自觉。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确实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许多问题需要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观察和处置。　

    进入新阶段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能够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重困难和矛盾，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吗？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却难以持续》，代表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国内也有这样的疑虑。这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我就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讲些看法，提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以转变增长方式和优化结构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国际舆论关注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焦点大多也是资源和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因为：    

    第一，发展阶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消费结构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增长方式粗放，资源需求总量急剧增长，供给缺口越来越大。进口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但当今全球资源供应体系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作为新进入者受到排挤和遏制。至于水资源短缺，是不能通过直接贸易解决的。　

    第二，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随着经济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增长，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高速增长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是新阶段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尖锐矛盾。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所谓绿色壁垒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贸易壁垒日益增加，国际压力加大。环境不再是软约束，靠拼环境求增长的路不能再走。        第三，竞争优势的变化。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减弱。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阶段过去了。制造业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并不像工资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为低工资往往是和低生产率伴生的。城市熟练工人普遍供不应求，局部地区普通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升值也会削弱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随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一些地方的“民工荒”，是由于农村收益相对提高，还是结构性问题，或者是表明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值得研究。我国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优势减弱是必然趋势，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尤其突出。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还不够发展的表现，也有些与发展不当有关。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而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资源和环境并不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些国家资源禀赋远不如我国，并没有妨碍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一些资源富集国家却至今贫困。未来几十年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性资源有供应潜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

    如果说，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压力很难避免，那么:第一，我们更应该把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技术进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的变化大体呈倒“U”型，工业化中期达到顶峰后下降，越晚近峰值越低，持续时间越短。我们完全可能通过采用新技术而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资源消耗峰值，缩短消耗增长持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投入完成工业化进程。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有重要意义。    

    第二，我们更应该把优化产业结构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可以抑制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比较发达的省、市已经提供了一些好的经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抑制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　

    第三，我们更应该合理规划工业发展，注重分析国内外市场长期供求趋势，避免重化工业盲目扩张。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避免过分超前和铺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认真选择，防止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同时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第四，我们更应该注意协调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把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改变增长速度绷得太紧而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加快增长速度，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我们更应该注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在规划、建设、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杜绝浪费，厉行节约。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健全价格形成机制，要着重解决价格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问题，使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内部化。政绩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的综合评价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