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助安置在陕西的河南难民，一九四六年四月张钫两次给开封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马景森署长写信，请求其安排救济。图为其中一封。 翻拍资料照片
 

     引子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首先打开黄河大铁桥（在郑州北）通道，国民党军队战略撤退。4月28日郑州沦陷，5月17日洛阳失守，中原沦陷。“大批河南灾民，云集西安，白天要饭，夜宿屋檐，饿死、冻死者比比可见”。   

    张钫再度组织赈灾，时间自1944年4月，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时间之长，超过以往。此次赈灾，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多元化的支持力量。

    张氏第一个动作，还是发帖请客。1944年4月下旬，豫陕名流50余人来到冰窖巷张公馆。

    这其中，有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陕西省主席熊式辉、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西安三十四集团军骑二军军长邓宝珊将军等人，还有西安华丰面粉公司经理毛懿臣、周至县长、户县县长以及张钫公馆管家沈昆仑，还有会计夏梦九。

    募捐过程，文史专家张治国所著《张伯英将军》一书有生动记载：“夏梦九将会场最前桌上红绸子展开，将笔墨放妥。大家至桌前，各划钱若干，捐粮若干。最后是胡宗南，他自言虽统帅四十万大军，但部队粮饷，月月不济。愿将部队内二十部过役汽车（超过规定运营里数)捐给同乡会，在社会上可变价拍卖，所得钱款，开设粥场。” 

    此次募捐所得，可开设五个舍饭场，供上万灾民用食三个多月。

    舍饭场马上开起来了，每个舍饭场，吃饭人数500~700人。一旦粮供不上，张钫会先从西安华丰面粉公司调来面粉，他还从陕西周至自家庄园内先后调粮食数万斤。最困难时，他卖掉周至张家庄园良田四十顷，所得款项，悉数捐给舍饭场。

    舍饭场备有三部车，专供拉面、运菜、拉油、运煤之用。张钫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一次募捐，以保证舍饭场能开办下去。

    舍饭场从1944年4月到1949年5月方停，前后达五年之久。

    为护灾民张钫险打李宗仁

    作为河南人的“大家长”，张钫一心护灾民，因此和李宗仁起过冲突。

    张钫之子张广瑞撰文回忆：“抗战后期，西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李宗仁及胡宗南等都参加了，父亲与会,他讲到国民党正规军失利，豫省等大批难民逃亡西北，急需救助……李宗仁反驳说：‘张先生在这国家存亡之时，只想到你河南灾民救助事项……’父亲气不打一处来，道：‘你们正规军如不节节败退，河南不会这么快失陷，大批灾民不会这样惨……’父亲越说越气，拿起一把椅子向李宗仁打去，被大家拉住。第二天李宗仁来我家向父亲道歉。这一事件，我父亲的副官张存仁曾给我讲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也给我讲过。”

    为护灾民，他还和陕西省主席熊式辉“较量”过不止一次。

    河南灾民大量入陕时，陕西当局为加强控制，对陕西省公民实行公民身份证，意在驱逐无身份证的豫省灾民。其间酿成多起事端。

    张钫赴省府面见熊式辉，直截了当地问：“听说陕西省实行身份证了，河南灾民，我们也发给河南同乡会公民身份证，他们如发生事情，由我张钫负责。但现在你要下令，不准驱逐灾民，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熊式辉同意。

    张钫马上指定同乡会连夜赶制出“河南同乡会公民身份证”，发放下去，保护了灾民。

    张钫通过同乡会，组织灾民开荒种地，解决温饱生存。

    “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带有一大片荒地，经同乡会视察后认为可以开荒耕种，同乡会发给灾民帐篷、锅灶、粮食、衣物、种子等，一万多灾民，每人开垦三亩多地，组成一个大农场。”《张伯英将军》中记载。

    1944年秋收时，收成刚够自给；1945年麦收时，经灾民两年深耕细作，除自给外还有剩余。灾民选举出农场场长、副场长、会计、保管等，集体耕种，集体收割，按人口分配。还办药铺、杂货铺、铁匠铺、木匠铺等，农场规模可观，势头红火。

    1945年冬天，当地部分士绅感觉是块肥肉，就想把地夺过来。他们煽动当地一些农民闹事，驱赶灾民。他们恶人先告状，将此事抢先报官，煽风点火。

    农场方向张钫作了汇报。张钫马上去见熊式辉，道：“这块地无人开垦，灾民开荒已成规模，当地士绅眼红去闹，他们言行既不合国法又不合人情……自古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天道酬勤，岂能饿死人？”

    张钫接着道：“请省府下文，灾民们自种自吃，合国法又合民情。如以后再有人唆使群众闹事，依法严究，勿谓言之不预也。”

    熊式辉采纳了张钫的建议，紧跟着省府下文张贴布告，一场灾祸，风平浪静。

    张钫与难民的小故事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