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惯常的说法，历来有人质疑……

　　一

　　我们知道，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汉高祖刘邦本想把洛阳作为都城，却跑过来一个娄敬，说洛阳离西北边陲太远了，不便防御强大的匈奴，结果把刘邦说服了，于是西汉只在洛阳建都３个月，就迁都长安了。

　　都城可以迁，地脉却不可移，洛阳这地方照样出人才。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贾谊在洛阳出生。他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典籍，逮住啥看啥，一听说谁有学问，就跑去请教，拜人家为师。

　　当时有位学者名叫张苍，对《春秋左氏传》很有研究，对道家学说也很熟稔，贾谊就拜张苍为师，结果很快入门，写了一些关于“道”的论文。他读书能与作者贴近，走进作者所处的时代，理解作者的意图，所以读屈原的著作时，他就有了屈原情结。没想到十几年后，他也像屈原一样被流放，更没想到几十年后，司马迁会把他和屈原放在同一篇列传里。

　　悲剧的宿命，似乎在他求学时代就已经显现，只是风华正茂的贾谊，当时哪会料到？１８岁时他就写出奇文，闻名河南郡。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听说贾谊有学问，就把他召至门下，把学问传给他。贾谊由此得到很大教益，成长为一个青年学者。

　　刘邦死后，吕后执政，胡闹了一段光阴，也死了。右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把吕后的娘家人都杀了，立刘邦的庶子刘恒为帝，这个人就是汉文帝。汉文帝登基后，于公元前179年，把吴公调到中央政府担任廷尉，这是最高的司法长官，有很大权力。吴公没忘记自己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贾谊博古通今，年轻有为，是个人才。于是汉文帝把贾谊也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他为博士。

　　这对贾谊来说属于破格提拔，没有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而这个职务，等于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系汉文帝的智囊人物。贾谊从此步入政坛，当时他只有２１岁。

　　博士必须对历史、时事、政策谙熟于心，随时准备接受皇帝咨询。汉文帝发现，对一些问题，许多老先生无法回答，但贾谊却能详尽解读，而且敢于发表见解，说得有理有据。其他博士和大臣，一方面觉得贾谊有才，能为大家解围，佩服他；一方面觉得贾谊太有才，使大家脸上无光，嫉妒他。

　　汉文帝却如获至宝，当年就把贾谊提拔为太中大夫。这个职位比博士级别高，可直接参与中央政策的修订，等于进了国家政令的决策层。这样一来，贾谊的干劲儿就更大了。

　　汉初承袭秦朝制度，贾谊主张改革，移风易俗。他建议兴礼乐、易服饰、改官名，制定新的典章制度。我们知道，秦朝崇尚黑色，官员们的服饰多为黑色，这个我们已经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见识过了，但贾谊主张汉朝服饰尚黄色，以有别于秦朝。

　　文帝二年（公元前１７８年），贾谊写了著名的《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加强粮食储备。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鼓励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迅速复苏，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贾谊还提议列侯统统离开京城，都到自己的封地去，汉文帝也采纳了。可是，列侯不愿离开长安，文帝就让周勃带头到自己的封地去。周勃不愿意，遂被撤销丞相职务。这样一来，列侯才陆续离开京城，但他们都恨透了贾谊。

　　贾谊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二

　　列侯们商量着要除掉文帝身边这个智囊人物，但贾谊却浑然不觉，还在思考改革方案，同时潜心治学，写出了《道德说》、《六术》、《过秦论》。文帝看他如此敬业，准备任命他为公卿，列侯及老臣都反对，他们对这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洛阳小子反感透了，说，这家伙才２３岁，平时很骄傲，根本不把我们这些老臣放在眼里。绛侯周勃带头弹劾贾谊，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随后，他们弹劾的理由是：贾谊小小年纪，却想专擅朝政，这样下去非把国事搞乱不可！这些老臣，都是随刘邦一路打天下过来的，又全力支持刘恒当了皇帝，文帝不得不有所顾忌，提拔贾谊为公卿的事就搁置下来。

　　风借火势，一帮子小人也来诋毁贾谊，其中有个叫邓通的，与汉文帝是同性恋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邓通列进《佞幸列传》，据记载，有一次文帝患毒疮，邓通竟为文帝吮吸脓水，文帝由此认定天下最爱他的人是邓通。其实是文帝自己糊涂，如果他不当皇帝，邓通还会为其吸脓吗？

　　而贾谊呢，平时对邓通这样的小人很蔑视，连理都不理，所以邓通要报复贾谊。汉文帝呢，常听大家说贾谊的不是，听得多了也就信了，不但没有提拔贾谊，还渐渐疏远了他。贾谊到底年轻，不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还是忘我地工作，结果不但没得到提拔，还被下放到长沙去了。

　　贾谊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没有多大权力，其实是变相流放。从长安到长沙，交通非常不便，他只身一人长途跋涉，有路时可雇一辆牛车，无路时只好翻山越岭，受尽了奔波之苦。

　　贾谊很郁闷，很沮丧。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湘江边，不由得想起屈原。当年屈原也是遭佞臣谗毁，被迫离开楚国都城，最后报国无门投汨罗江而死，自己的遭遇与屈原是多么相似！望着滔滔江水，贾谊心潮难平，写了一首《吊屈原赋》。

　　他写道：我是多么不幸！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逃，而恶鸟却在高空翱翔。奸佞小人得志猖狂，贤良之士身处逆境，是非颠倒反常……国人不理解自己，我向谁诉说衷肠？唉……凤凰翩然飞去，也只有远离这纷乱浊世，把自己悄然隐藏……

　　三

　　贾谊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到了长沙，仍不忘国家大事，一有机会，他就上疏文帝，提一些合理化建议，而且提建议的时候，不从个人恩怨出发，事事立足于利国利民。

　　曾经诋毁过他的周勃，这时在其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犯了事。原来，他每次出巡，总是带着亲兵，手持兵器，浩浩荡荡。有人上了一道奏折，说周勃有谋反迹象。文帝很重视，把周勃逮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其实周勃没有谋反之心，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知道后，过问了此事，周勃才得到赦免，但周勃在狱中受尽折磨与侮辱。

　　贾谊闻知此事，为周勃感到不平，认为老将军无端被捕入狱，受此奇耻大辱，一定是司法制度出了问题，就向文帝上疏：君主对待大臣，应以礼义为先；对于别人的举报，也应调查澄清，不应武断处理。

　　文帝这时也被薄太后教训了一顿，认识到自己处理此事太过草率，就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决定此后大臣犯重罪，定性后不再囚禁，免得他们受狱吏欺侮，而是让罪臣自裁，以维护他们的尊严。

　　而诋毁贾谊的邓通，当时正发着横财。贾谊也写了一道奏疏，要求文帝处置邓通。原来，文帝喜欢邓通，竟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铸私钱，结果弄得“邓氏钱”遍天下，扰乱了货币政策，影响了市场秩序。贾谊在长沙写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抨击私人铸钱，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文帝没有采纳。

　　贾谊总共在长沙呆了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