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有些作家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相反，有些作家却愿意反复欣赏回味自己的作品。您属于后者吧？

　　刘庆邦：是的，我的确听有的作家说过，作品一经写完，一经发表，就不再看了，事情好像过去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我不是，小说写完了我要看，发表后我要看，出作品集还要看。有时看得还挺感动，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自己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生下后，哪能舍得不闻不问呢！我觉得回头看自己作品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衡量的过程，如果还看得过去，还吸引着自己，并感动自己，说明作品是用心写的。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用“完美”形容您的作品。那么您修改得多吗？

　　刘庆邦：有人说作品是改出来的，我不大认同。我的小说写完后，一般就不再改。我现在仍是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作，没用电脑写作。我的手稿一格一字，干干净净，很少涂改。因为在写作时，我全神贯注，调动全身的感官参与写作，一字一句都仔细推敲过，写完后就不用改了。再改很难找到当时的感觉，很难再进去。当然了，改不改都是一个习惯问题。我的习惯是不改。比如有人习惯用电脑写作，有人习惯用钢笔写作，什么样的习惯都会写出好作品。

　　读书报：很多大学开设了写作教程。您认为小说写作有特定的训练方法吗？

　　刘庆邦：不少作家认为写作不可教，写作方法不可传授。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小说创作还是有规律可循，有技巧可学。我多次应邀到鲁迅文学院讲课，主要就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讲一些创作技巧。我们的写作课讲宏观的东西比较多，讲大道理比较多，讲操作方法比较少。听说美国也办作家班，他们把一篇小说拆成零件，再把小说组装起来，从技术层面讲得比较多。这种做法虽然比较机械，但对写作训练来说是有效的。

　　读书报：文学评论对您有启发意义吗？

　　刘庆邦：我看重文学评论。特别是对于评论我小说的评论，我都要看一看。前不久，贵州的何锐给我打电话，说今年《文学评论》第3 期发了王彬彬写的一篇长篇评论，评论是以我的长篇小说《遍地月光》为例，谈关于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得到信息后，我专门跑到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讨要了两本杂志，回来拜读后，受到了不少启发。

　　我们写小说偏重于感性，或者说是感性出发。而评论家的评论理性的东西多一些，评论家常常能说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正是这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引导我们的创作。

　　写作不是集体行为

　　读书报：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首次设立主宾省——河南省，提出“文学中原崛起”的概念。作为其中一员，您怎么看待“中原作家群”？

　　刘庆邦：中原作家群是存在的，这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但写作从来都是个人的事，不是集体行为，是心灵化的内部生活，不是社会化的外部生活，写作还得靠自己挖掘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注意到，无论是本土河南作家，还是走出来的河南籍作家，共同特点是“根性写作”。不知您是否认同？

　　刘庆邦：一个地方出了这么多作家，应该与历史有关，与土地有关，与文化有关，甚至与语言的优势有关，值得分析。至于根性写作，我觉得这不仅是中原作家的特点，全中国及至全世界的作家，哪个作家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没有自己的根呢！

　　读书报：您曾提到在多年的写作中不断要回去接接地气，在“接地气”的过程中，您体会到什么？有怎样的收获？

　　刘庆邦：一个作家要做到持续写作，应具备以下六个条件：真正热爱写作；用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用劳动的态度对待写作；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知难而进；还要一个好身体。这六个条件当中，所谓学习的观点，主要是不断向生活学习。学习的过程，就是接地气的过程。

　　读书报：中原作家群要想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庆邦：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力不能及。我想，中原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比如我们承认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好，可我们学不会、写不了那样的小说。就算你使劲模仿，写出来还是皮像肉不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背后恐怕有一个缺乏务虚哲学支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