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辉是一位植根于生活深处、执著于本真的“自然”状态的小说家。他的生活空间与艺术空间，都存身于太行山脚下，豫北平原的那一方沃土。那里是他创作的“原乡”。在今天，一方面是打工者们纷纷涌向城市；另一方面，城乡之间却不再像原先那样千丝万缕般联系，中国的城市有了自足的系统，城市化的水平大为提高，于是，城里人即使不与乡村发生联系似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最年轻的一代作家，几乎没有乡村经验。正是在此大背景之下，我认为伴随城市化的加剧，真正熟悉中国乡土伦理和基层社会，真正能够传达出乡土特有的神韵和气味，写出中国农民不息的生存意志和道德理想的作家会日益稀缺的。在一些熟练掌握了现代叙事技巧的聪慧的城市作家那里，我们仍能不断地读到值得称道的“乡土小说”，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软肋，比如，在原汁原味上会欠缺火候，虽然不易察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读赵文辉的一些作品倒颇有兴致，不时地读出生活的酸辛，也读出乡土生活的芬芳，特别是有一种还没有流失掉的诚笃和善良、仁义和坚韧，流溢在他的作品里。

　　比如短篇《刨树》，我认为也许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为什么呢？作者不是靠说事儿，不是靠猎奇，而是靠日常情景的延宕，靠氛围，靠对话的流转来推动，淡而有味，沁入人心，像风俗画一般地展开来，渐渐荡入了人性的深处。那个爱打牌却手气总是很糟的男子，他的厚道诚朴的媳妇，还有那两个饿着肚子的外乡汉子，他们碰到了一起，既很偶然，又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故事，只是刨了一棵树，吃了一顿意想不到的好饭。作者好像也隐去了，让生活自然地涌流着，呈现着，这里根本不需要煽情，可是那情还是浓浓地渗出来，软化了你，就像你也在这个飘雪的日子走进了这座温暖的小屋一样，感到舒适和满足。这是隐藏很深的一种乡土之爱。

　　相比之下，作者本人最看重的《厚人》倒显得有点儿“硬”了。我不是说它没有感染力，应该说，力度还是有的。其中“厚人”一语，是豫北方言中特指的能够危难相助、割头换项的真心朋友，当然，它也可以变成一种反讽。小说的结局是披肝沥胆、侠义心肠的棉农姚文明遭遇了曾被他搭救过性命的原丁会计、现丁站长、丁厂长的“暗算”。倒底谁是“厚人”呢？颇费思量。另一篇不以故事见长的《酒风》，很能说明豫北偏东、黄河故道子民的浩然之气。小说描写的不是这里被东北人“不屑”的酒量，而是那把“客”都“当神敬”的残留的“古风”。小说精细的结构颇具匠心，四个劝酒人物轮番出场，决不雷同，且声情毕肖。虽穷，“人不孬”的老姚；翘兰花指，饮“楼上楼”双盅的“二哥”；不请自到，而又以代表村委会“自诩”的“片长”；“又瘦又小”、已经“喝高了”，却又“歪歪斜斜踏进屋来”的老汉；就连休学在家“一双大眼睛盯着我们”的老姚女娃；不发一言却“就像喝凉水一样吱吱喝下两碟”的老姚媳妇，六个人物，点到即止，不着重墨，在有限的篇幅和有限的活动空间，都活灵活现、性格突出，使人过目难忘。

　　作为一个热恋故土的作者，往往以一个人生的原点——生于厮、长于厮的出生地，作为他漫长写作生涯的小说背景地，这几乎是许多小说家化解不开的“情结”。赵文辉也是如此。他的“棉花系列”——《厚人》《红棉花》《棉检组长》三部中短篇，就是他对自己过往的棉站站长生涯的一种艺术上的清算。不论是代人受过的姚文明，还是以身相许、幻想能当上“合同工”的小莲，抑或一步一步走向事业成功、却又一步一步走向人性堕落的宋子秋，他们个人的欲望无不受到社会的煎迫，这些原本善良、真纯的人物，走向红尘万丈的人生祭坛，皆无力抗拒繁复的社会对于自然人性的塑捏。

　　“改变命运”，可说是赵文辉另一些小说的主旨，涉及到基层的“官场”。在《后备干部》和《乡局级》里面，塑造了两个“发展中”的人物：有着诗人气质的县供销社统计科科长张清生和英俊而潇洒的县文化局副局长关永辉。他们所要竞选的目标，一个是已经“八个月都没发工资”的“全县最小最穷的乡”的副乡长，一个是能够扶正的“乡局级”——县文化局局长。张清生因为一个偶然因素：面试时因紧张而抖衣，无意中对上了各位评委辨认“自己人”的暗号，从而“上去了”；而关永辉即便倾家荡产也斗不过人大主任的女婿，从而“下去了”，而且落了个“把两口子双双送进了市精神病医院”的结局。然而，似乎可以预测，今天上去的“张清生”，未必明天就不是下去了的“关永辉”。两部中篇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其实谁都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机井房》《笨母鸡》《欠着》是一些更为“日常化”的作品，风格与开始提到的《刨树》相近，更值得重视。在这里，生活的糙粝无阻于自然人性的“红杏出墙”，喜剧色彩的温情，使读者于感受诸多尴尬的同时，能不时体味出某种诗意与理想。《机井房》里那位“如注了一滩水”“花眼澄清澄清”的张木匠；《欠着》里的书生气十足，与“小四川”惟一一次“真心相爱”的张红雨；特别是《笨母鸡》里的一直到四十岁还独身未婚，时刻怀念着往昔恋人的“老男人”赵亮……这里，作者并不追求精巧的小说布局，而以浓洌的生活化的语言，使我们感受到溢出纸面的日常生活的多种况味，那是窒闷中的清爽，艰窘中的温馨。

　　现在看来，赵文辉的创作还是比较注重情节和故事的经营，这可能与他有一段小小说的创作经历有关。螺蛳壳里作道场的小小说，对于研磨笔下的功夫有时是很管用的，无形中养成了注重叙事语言的锤炼，以此带动故事的拓展的好习惯。在《厚人》等作品里，主要就是靠故事的不断的“突转”来运行的。但是，依我看，这种写法既好也不好，小小说由于篇幅所限，有时不得不如此，而把它放到较大篇幅的创作中，也许会在小说最应该用力、最需要精雕细刻的地方用了一个个情节的“突变”和“交代”而一笔代过，貌似留出“空白”让读者遐想，实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讨巧”，这一特点在很多作者身上都存在，也希望引起赵文辉的警惕。诚然，小说的本原就是讲故事，即使是诗化小说，也有一个内在的故事。我们的不少作家已经日益失去了琢磨打造故事的兴趣，他们用过于冷静的思辨，过于玄幻的铺陈，过于矫情的表达，掩盖小说应有的“自然”品格。但是尽管如此，如何写出故事之外的丰盈，超越故事的时空意义，仍是高品位小说应该追求的。

　　作为一步一个脚印从乡间走出来的年轻作家，赵文辉现在苦苦追寻的是，怎样才能达到语言诙谐而不轻佻、叙事老练而不浮滑、形象鲜活而不单薄的境界。赵文辉的小说篇什参差不齐，但他有攀登文学新境的宏伟志向。我希望他像接受洗礼一样，沐浴着他的家乡苏门山啸台上孙登的裂帛长啸，那一声声天乐开奏、梵琴拨响的“大音”，用他年轻的文学之笔去探究我们时代的精神之谜，渐渐走向大气。（雷达）【原标题：乡土魅力不会终结——读赵文辉小说集《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