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新星，升起在山峁之巅，它在晋察冀的无数星群里，受着光辉的映射……

    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

    北平和平解放了，魏巍被选派到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团当政治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十九兵团骑兵六师一个团的政委，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950年岁末，魏巍奉命前往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了解美军情况，以便展开政治攻势。

    在朝鲜战场，魏巍亲身经历了激烈而艰苦的战斗，一次次为战士们的英勇事迹而深深感动。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被任命为《解放军文艺》社副主编，他匆匆安排了一下工作，就一头扎进写不尽的素材里，赶写朝鲜见闻，第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脱稿，社长宋之的看了说：“这篇稿子好，快送出去！”立即交给了《人民日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看后，非常激动，说好几年没见到这样的好文章了，特地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专门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召开座谈会，邓拓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他便高声朗读《谁是最可爱的人》，眼里滚出了激动的泪花。

    一时间，魏巍成了“最可爱的人”的化身。请他作报告、演讲、签名，给他赠诗赠礼物的，他几乎应接不暇。宋之的还告诉他，《谁是最可爱的人》朱总司令看过了说，写得好，很好。毛泽东主席看过后，指示印发全军。全中国掀起了一个“魏巍热”。

    但魏巍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责备自己：“光写几篇通讯不够，还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和它的意义还远没有表现出来。只写这几篇，微不足道啊！”这时，创作一个长篇，反映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意念产生了。他把这部长篇小说定名为《东方》。

    1952年春天，魏巍重访朝鲜，进一步熟悉《东方》中各式各样的人物。9个月后，魏巍回来了，虽然有了粗略的构思，但心中还没有全部把握。他对爱人刘秋华说：这么大的战争，没有后盾是不行的。《东方》必须写前后方两个战场，齐头并进，互为支援才行。他决定再去工厂体验生活。

    他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担任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每天穿着工作服，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

    在工厂，他认识了作家阿英的儿子钱小惠，并与他合作，创作了电影小说《红色风暴》，而后又应邓中夏的爱人夏明之约，与钱小惠合作，撰写了《邓中夏传》。

    熟悉了工人的情况后，魏巍又把目光转向农村。他回到当年哺育过自己的河北农村，像那里的一个基层干部一样，做合作化的发动工作，而后又专程到全国最有名的饶阳县五公村，和耿长锁成了好朋友。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东方》仍然一字未写，这是由于魏巍作为一个作家，他除了经常要到下面体验生活外，还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一些任务。这期间，他作为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过希腊、越南等国家，并受到过胡志明主席的接见。同时，他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这些兼职，他都是当作“正职”认真对待，而且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当社会上开展“两个阶级的幸福观”大讨论时，他撰写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一文，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无数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一批清华大学的学生起初对分配他们的工作不满意，看了魏巍的文章后来信说：“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幸福，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也就更热爱幸福。”一位西北牧区的姑娘来信写道：“你的文章是那么强有力地吸引、感染、教育着我……它曾鼓舞我克服了多少困难啊！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有趣的、有意义的。人民需要我在这里，即使这里是零下100度，我还是感到温暖；即使太阳晒干了我，我也不感到热，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尽我之所能地为人民工作，的确，这种滋味是难以形容的。”

    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首届毕业生向魏巍发出邀请，魏巍认真地准备了之后，作了别开生面的演讲。《中国青年》杂志以《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为题，发表了这次演讲的内容。魏巍又听到了远山的回声，直至几十年后，许多当年的青年人还记得这次演讲，感谢魏巍为他们指明了生活的道路。

    河南一家影响不太大的《教师报》邀请魏巍写文章，他也欣然从命，撰写了《我的老师》一文，文中以凝重的感情回忆了指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蔡云芝先生。这篇文章被蔡老师看到了，她给魏巍来了信，这位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小学老师，虽已霜染鬓发，却仍在农村任教。魏巍回信热情赞扬了她这种精神，并倾诉了师生离别之情。

    第二批志愿军回国时，魏巍在朝鲜亲眼目睹了那动人的送行场面。他写下《送行泪洒遍朝鲜国土》一文，作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姊妹篇。又是独具慧眼的邓拓，给予了热情的扶植，将文章原题改为《依依惜别的深情》，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魏巍仍有一种负疚感：《东方》不写出来，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1959年2月24日晚，《东方》正式动笔了，一个个人物在魏巍的笔下活了起来。在设计主要人物杨大妈、杨雪、郭祥等时，魏巍力求不落俗套。每写完一章，他便念给一起战斗过的团干部们听，认真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在魏巍进入了创作最佳状态，正在为塑造彭德怀的大将风度而调动一切生活感受和艺术手段的时候，“彭总犯了大错误！”这一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他想不通，苦恼，但也无可奈何。

    1963年底，上边（即后来“四人帮”在总政文化部的亲信）传下话来，要他停止《东方》的写作。魏巍厉声反驳：“为什么不能写？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他继续写下去，而且时间抓得更紧了。魏巍这一显然“对抗”的举动，遭到了那人的嫉恨。三年后，当风暴袭来的时候，魏巍便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真金闪出了光芒

    十年动乱开始了，魏巍没有想到，自己写了那么多政治性很强的作品，这场大火仍然烧到了自己身上。

    信号是从京西文化工作会议的《简报》上发出的：“魏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四人帮”的那个亲信凶恶地说：“魏巍这个老虎屁股有什么摸不得的！”于是一个个罪状向他抛来：“《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幸福观，是右派言论！”《谁是最可爱的人》宣扬战争恐怖论！”“他以‘青年导师’、‘红色作家’自居，摆资产阶级‘权威’臭架子！”

    就这样，魏巍成了北京军区第一个挨整的重点。他怎么也想不通。多年来，他一片赤诚，用自己的笔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