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杞

魏 巍

狼牙山下炮声连，

寇火烧红秋月天。

三边部署计已定，

四野萧森壁垒坚。

胡马猖獗折九路，

日军狼狈丧三千。

战斗结束庆胜利，

军民彩舞共狂欢。

柳杞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在晋察冀平山县李家岸是他第一次见到魏巍，那是在晋察冀军区机关报《抗敌三日刊》编辑部。编辑部开始有六个人，魏巍是在洛川会议之后响应党的召唤东渡黄河来到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他们也是从那时开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工作和友情联系的。前线炮声隆隆，引得他们有些不安心在编辑部工作，总想早点上抗日前线。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瞿世俊、魏巍和柳杞三个人被分配到易县狼牙山下杨成武指挥的一团去战斗。这个团连级以上的干部百分之九十都是长征过来的，战斗力很强，屡建战功。就在这一年，柳杞和魏巍作为随军记者，亲身参加了易县大龙华和涞源雁宿崖、黄土岭击毙侵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战斗。

在战斗的空隙，魏巍和柳杞寻找机会结伴漫步，也时常坐在狼牙山下南北娄山之间的溪边草地上，谈战争，谈生活，更多的是交换读《铁流》、《夏伯阳》、《毁灭》等书的心得体会。

一九三七年，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的笔者父亲也来到易县、涞水县等狼牙山下任公安局长、县长，他和柳杞、魏巍因工作关系来往较多，建立起革命情谊，并将这份友情传承后人。

因为战争的需要，魏巍和柳杞先后被调到第一军分区机关编报纸，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秋才各奔东西。当年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排版、校对等等一起来。来稿什么纸都有，有草纸、包烟纸、敌人的宣传品等等，不管用什么纸，都是用带血的拿枪的手写来的，他们都极认真地看稿改稿，决不漏掉一个生动的词句。来稿多是表扬模范事迹的，标题容易雷同，他们下决心不重复，千方百计用标题去画龙点睛，吸引读者。夜晚办公总是借助一盏荧荧如豆的菜油灯，为了节约用油又时常是两三个人凑在一起。有一次，夜深了，魏巍独自在灯下写诗，因过于聚精会神，他的帽檐被油灯烧着了，直到火苗冒起，焦臭味熏人，才把大家惊醒。扑灭燃眉之火，魏巍又专心写诗去了。于是“帽檐失火”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大家的笑柄！

不管敌后战争环境有多苦，传统的春节总是要吃水饺的。总务科规定每人发一斤干面，拌好了的一斤白菜猪肉馅，发给各单位自己去包，包好包不好，一概下放到基层。一九四二年春节，在易县岭东村，这天早晨，宣传科包好了水饺，魏巍和柳杞自告奋勇到大伙房去煮，各自端着大瓦盆从伙房绕道返回住处，饺香扑鼻，二人一前一后兴奋地奔走。由于地面上的一块瓦片“不怀好意”，把魏巍滑了一个趔趄，瓦盆虽未摔碎，水饺却像鱼儿一样溅跳出盆外。地上幸好没有猪屎狗粪，但砂石草屑等杂物不少，这也够麻烦的了。柳杞返回住处报告大事不好，这时大家正手拿碗筷当做乐器奏鸣等待水饺，惊闻这一“噩耗”，赶快出动抢救。水饺虽被抢救回来了，可水饺上粘了些沙土又如何吃？经过集体讨论认为，总务科再发一份绝无可能了，只有用冷水洗去沙土，再煮沸一次才能下肚。春节年年有，这一年的春节，在艰苦中加进了一件趣事，令大家终生难忘！

敌后抗日日益艰苦，在日军扫荡时，由于战争的需要，机关化整为零，机关干部大都临时进入各自的电话情报站工作。情报站是指挥机关的耳目，所有的游击队和个人都可以随时转移，而电话站在敌人临近时，正是发挥耳目作用的最好时机，必须随时把看到的敌情报告给上级。能坚持一分钟，就要坚持一分钟。敌人察觉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有个正在观察他们的小情报站，就千方百计追踪它、消灭它。电话情报站都经历过敌人偷袭、化装合围、包剿等危险，也总是在电话上遥相鼓励、互通消息。从一九四二年起魏巍和柳杞被分配到易县的水泉和大梁岗站，面对艰险的环境和任务，二人充满了乐观和喜悦，从未想到死神，死神似乎也从未想到过他们。当第一次在枪炮声中，他们分手奔向各自的电话情报站时，魏巍带着一把缴自日军手中的鲨鱼皮鞘腰刀，背着背包和挎袋，还写了一首诗，题目是：《诗，游击去吧！》。

一九四四年秋天，魏巍和柳杞分手，各到一个战略部队去扩大解放区。两人不在同一盏菜油灯下同甘共苦了，但友情常在，书信不断往来。魏巍去的是冀中大平原，分手时留下他的诗稿数册，托柳杞保管。柳杞也因为本子多了，需要轻装行动，就托易县水口村一家农民老友保管。日军投降后，在京包线上的下花园魏巍的婚礼上，柳杞把诗稿交还给他。那是一次欢乐的聚会，柳杞第一次和魏巍的夫人刘秋华合影。在此以前柳杞在《晋察冀日报》上读过魏巍的《塞北晚歌》，已在想象中领略过他的夫人了。一九四八年，为了配合辽沈战役，魏巍所在的第三纵队在冀东进行艰苦的“牵牛鼻子”作战，柳杞所在的第二纵队则深入包头、归绥、张家口，把敌人调成一字长蛇，为平津战役设下伏线。北京解放后，柳杞驻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太原之战前夕魏巍过娘子关去前线，在石家庄医院旁的临时病房里，柳杞和魏巍又一次见面了。这是一次生离死别的会面。当时肺结核被认为是绝症，柳杞卧病在床凶多吉少。魏巍进入柳杞的病房时，不怕病菌向自己袭击，不戴口罩，两人在一起喝茶抽烟，谈天说地。分手后，魏巍的信件不断飞到柳杞的病房，鼓舞他战胜疾病。后来两人终于在总政文化部的食堂里共用一张餐桌，共吃一锅饭。这时候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已是声闻九霄家喻户晓了。

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彻底颠倒了黑白，昨天还是革命作家的魏巍一夜之间被说成是“三反分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被诬陷为“大毒草”，他的《东方》书稿被没收上交了，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在这场浩劫中一切友情都要受到检验，魏巍和柳杞，柳杞和魏巍，还能够说是知人知面也知心吗？柳杞说，我不仅相信他的诗句是风摇树动，发自心声，也相信他对人民事业的忠心耿耿，就是在“将军死马人吊孝，将军死了没人埋”的炎凉世态中，他也会为将军执绋，而决不会为马吊孝。一句伤感的俚语说：“朋友千千万，知心有几人？”在诸多友人中，魏巍是爱发诤言的诤友，也是可以信赖的友人之一。

“文革”的现实是：谁也没有一只望远眼镜可以望见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倒台，谁也瞭望不到后来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顺利进行。迫在眼前的工作是，如何争取众人站出来为魏巍说理，阻止对他的诬陷，作出正确结论。在此之前，机关里的人员各自参加了思想相同的战斗队，只有胡可和柳杞等少数人还孤弦独操。胡可同志声援魏巍的心情更炽烈，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了，并和保护魏巍的一大批干部为“解放”魏巍而进行长时间的努力。十年浩劫，作为历史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但历史证明了魏巍和他的众多友人知人知面也知心，而不是俚语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周鸿声）【原标题：作家柳杞和魏巍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