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散文、诗歌。

    从夏代开始洛阳就被作为都城。到东周时期，洛阳已经成为“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都市。在这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中国最早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散文非常发达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散体的文章，这就是书诰。书诰是统治者的誓词、祝词、诰言、法令、政事语录的总称。夏商周三代建都洛阳，其历史文献集结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据学者研究，《尚书》原有100篇，秦焚书以后，汉代初年搜集到的只有29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定，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的坏壁里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称为古文《尚书》。

    《尚书》大都是一些誓词、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性文字等。其中一部分如《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等是战国时人所作。商代最早的散文有《尚书•汤誓》，它的文字很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饰。《尚书•盘庚》是商王盘庚的诰言，古奥难读，保存原来面貌较多。《尚书》不仅是文告、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还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尚书》记言叙事，绘声绘色，生动形象。不少篇章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辞格，如《尚书•梓材》用种地、建房、做器三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作比喻，说明创业和守成的关系，自然贴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所以应当说，《尚书》为后世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此外，记述周代历史的《逸周书》和洛阳出土的不少钟鼎铭文都是早期散文的优秀作品。

    在诗歌创作方面，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洛阳人民创造的。这可以从《诗经》中诗歌的来源中找到根据。

    《诗经》在先秦时称作《诗》或《诗三百》，记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305篇作品。

    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古时诗、乐、舞三位一体，由于时代变迁，乐谱和舞蹈动作的程序都失传了，唯有歌词以其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句式灵活、韵律和谐而为人们世代相传。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诗可分为风、雅、颂三种类型。

    据《吕览•古乐》所记，帝喾时的《九韶》、《六列》、《六英》等古乐，并称为“声歌”，即上古的歌曲。《吕览•音初》对音乐的起源进行了大致的划分：把帝喾次妃有娀氏所作《燕燕往飞》称之为北音；把禹之妃子涂山氏的侍妾所作《侯人兮猗》称之为南音；把夏后氏孔甲所作《破斧之音》称之为东音；把殷整甲（及夏后氏胤甲）徙西河，犹思故处，乃作西音。由于帝喾、禹、孔甲、胤甲均都于河洛地区，因此这四音实质上就是上古时期洛阳的民歌。

    商周之际，东西南北四音化为十五国风。成为诸侯各国的乐歌，其中大部分是周代的民歌。风的原意是地方风俗、风土、风光，可称为乡土之音，类似于现在的地方俗乐，所谓“闻其声而知其风”。在《诗经》中十五国风共160篇。其中《周南》的民歌，大约产生于西周末年、东周初年，产生地域在洛邑附近。《王风》10篇，大约为东周初50年间的作品，也产生于周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民歌）。

    雅，可称为朝廷之音，即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音乐，分为大雅、小雅两部分，共105篇。它属于周王朝京都的乐歌，其中大部分是洛阳地区音乐。

    颂，即宗庙之音，是祭祖时演唱的歌舞曲，共40篇，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三部分。其中《周颂》基本上出自洛阳地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所以可以说，《诗经》是以河洛地区为主的最早的诗歌总集，反映了洛阳对中国诗歌创作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