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服饰和其他阶级社会时期的服饰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即首先起“严内外，辨亲疏”的作用，各个阶层的服饰在式样、色彩及佩戴物上都有不同规定，以示其身份不同，这是封建阶级社会服饰的共同特征。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对民间服饰一般都是采取限制政策，有严格的穿着标准，不能僭越，所以民间服饰多是单调呆板，极难体现时代变化的特点。但宋代民服有本身的显著特点，这是由于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中有人身自由的农户增多，他们的衣着体现了较大的自由性；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昌盛，出现了大量的独立工商业者，在从事各行业的经营中形成了服饰穿着上的“百工百衣”现象，使路人望而知之；宋代实行的“右文”政策促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影响到服饰美学。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宋代民服文化呈现出了别样面貌。

 

    一、宋代农民服饰
 

    宋政权建立后，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自耕农大大减少而佃农却大量增加，佃农和地主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只是租佃关系，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由于宋代实行募兵制和力役减轻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另外，由于宋政府对外纳贡中的茶叶、布帛、粮食等物，还要来自于农业，所以国家对农业生产也很重视。当时州县府衙前常刻有从五代十国时即流行的四言韵文官箴而删节来的四句话：“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小民易虐，上天难欺。”并画《耕织图》悬于壁间，其意图是明显的。

 

    从该时期的画作及壁画来看，当时农民的着装总体面貌是身穿传统的短衣，头上巾裹无定式。如南宋《耕织图》中的农民，头上缠裹巾子，两男子身着对襟短衣，在胸或腰间结系，另一男子上穿背心；均下穿短裈，赤足。女子则头缠薄质纱罗，齐膝短衣，着裈，赤足。（图一）农民衣着短衣当然是为了便于劳作，这也是沿袭旧的社会习俗，从古以来农民处于社会底层，经济的限制使得衣着变化不大，或者说是缓慢的，时代气息不浓厚。

 

    从宋代画作及壁画来看，当时农民的服饰品种有：

 

    短褐，是用粗布或麻布做成的短上衣，袖窄小，里面或有棉絮，为冬装。

 

    短衫，夏季穿着。对襟或斜襟，单或夹，齐腰或至膝。南方农民一年四季都着此服。

 

    缺袴衫，圆领斜襟，在衫的袴部开衩，是唐时缺袴衫的遗续。为便于劳作，常把衣角系于腰部。

 

    背心，无袖之衣，源于两当，也称“半背”、“背心”。男女均穿，有单、夹、绵之分。

 

    裈，下衣有短裈，是一种半长裤，合裆之裤，夏季穿着。

 

    巾，男子头部一般裹巾，系结草率无式样，或束髻露顶，或戴幞头。

 

    鞋，农夫足下多为麻鞋或草鞋，有的穿靴，下田劳作时多赤足。

 

    农村妇女衣着简单，头上披盖头，身着短衣，下着裤或裙。

 

    盖头，妇女头上流行裹“盖头”，多用薄纱罗作成。“宋元时，即或是田家农妇，下田劳动或生产，都不离头上。”[1]宋《耕织图》及南宋李嵩《货郎图》中妇女都是裹有盖头的。有的妇女则是梳椎髻直露于外而不施巾，见于四川大足石刻的养鸡妇女，即是椎髻、交领衣、长裙的打扮，为宋时农妇的一般穿戴，具有普遍性。

 

    裙，农村妇女裙色以青、禄等暗色为多。

 

    农村女子不受缠足习俗的限制，多为天足，穿平头、圆头鞋或蒲草鞋。

 

    至于服饰的色彩，从遗存下来的画作中难以判定，但据《宋史·舆服志》载太平兴国七年诏令：“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 ”[2]可知农民服色不外黑白二色。

 

    二、工商业者和一般士庶的衣饰
 

    宋朝由于受到周边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威胁和骚扰，一直处于忧患之中。有宋一代，岁贡一直是国家的大负担，加上军队和官员的庞大开支，宋的财政总是处于吃紧状况中。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只好对内搜寻钱财，但宋的版图并不广大，如依旧制，对农业国中的“小自耕农”来征收绢税，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另辟蹊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工商业，以此来带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即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不再依靠农业，而是转为工商业。

 

    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在街道上经商，可随处开设商铺，工商业迅猛发展起来，其表现形式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出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北宋都城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当时重要的工商业大都会，工商业者已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庶民中部分人的富裕，他们开始追求华丽的衣着，出现了统治阶级所谓的“踰僭”现象，朝廷一再颁布法令对这种现象进行制止。宋廷颁布此类禁令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统治，维护服饰等级制不受侵犯，从而做到“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3]因此当时的工商行人，各有本行特定式样，限制相当严格，不敢越外，令人一望而知，从而形成了“百工百衣”现象，为服饰文化增添了新内容。《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都城东京各行人士的着装情况，“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4] “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5]各等级媒婆“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6]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八也记京城杭城风俗盖学汴京气象，“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7]（图二）《宣和遗事》也记载有关于北宋东京各阶层人民的衣著，如纨裤子弟为“丫顶背，带头巾，窣地长背子，宽口袴，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裹肚”。秀才儒生为“把一领皂褙穿著，上面著一领紫道服，系一领红丝紫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一双乌靴”。寺僧行童为“黑色布衣”，道士装为“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至于贫下之人，也卖青布幅巾赴斋”。巡兵“腿系著粗布行缠，身穿著鸦青纳袄。轻弓短箭，手执著闷棍，腰挂著钚刀。”[8]从这此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宋时由于身份职业的不同，在衣着装束上有鲜明的特征，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可以大多找到他们的身影。

 

    尽管各行业在着装上有区别，但衣着的基本式样是相同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类别：

 

    衫，没有袖头的单质上衣，有短衫和长衫之分。短衫，一般穿于内或劳动者穿于外，长衫有凉衫、紫衫等品种，男女均可穿于外。

 

    袍，有表里，衣长至足；袖有宽、窄两种，宽袖者为有身份人穿着，工商业者所穿为窄袖。上层社会未官者以白色帛为面，称“白袍”，下层庶民百姓则穿布袍。

 

    背子，从隋唐时短袖式罩衣流传而来，宋时加以改进而变为长袖，有斜领和圆领之别；袖有宽窄两式；腋下开胯，腰间束丝带，襟、腋、背皆缀带，以系勒帛，后去勒帛。背子长至足，其长度依穿着者身份而有差别，一般是身份愈高者长度愈长。

 

    袄，冬季多穿有袄，长至膝间，为御寒之服。

 

    裤，下衣为裤，穿于袍衫之内或地位低下之人直接穿于外。

 

    鞋，男子的鞋履为布鞋、蒲鞋、靴、草鞋等，还有的腿上打有行缠。女子有布鞋，一般天足。

 

    三、贵妇服饰
 

    宋时上层贵族妇女及富商大贾的眷属衣着华丽讲究。我们从《瑶台步月图》及《中国历代名画集》中所绘的贵妇衣着可见一斑。（图三）贵妇身着对襟背子、裙，头戴冠子，领间戴有“领抹”。显示出华贵之气。图中的背子皆是长至膝下，和地位低下妇女所穿有明显不同。下裳多为折裥长裙上有彩绘、染缬或销金刺绣等装饰，色彩以黄为贵，并常在裙外腰间围一幅围腰，色彩以鹅黄为沿，俗称“腰上黄”。裙内穿裤，与外穿之裤不同，是不合裆的开片裤，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有实物。“领抹”就是“直披”，是贵族妇女没有得到诰封但为表明其贵族身份的一种装饰。上层贵族妇女的冠饰沿袭了五代以来的高冠习俗。

 

    宋时上层妇女中出现了缠足习俗，直接影响了女子的鞋具。缠足女子的鞋样小而尖翘，多做成弓状，所以称为翘头“弓鞋”。南宋黄升墓及浙江兰溪密山南麓潘慈明夫妇墓中都有实物出土。

 

    宋时妇女服饰色彩受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以淡雅色调为主。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理学，在服装上的反映就是趋于拘谨和保守，色彩上亦一反唐时的浓艳和鲜丽，打破中国传统的以红、紫、蓝、绿等浓艳色为主的习俗，而多采用淡雅恬静的间色，如鹅黄、粉红、淡青、素白、浅绿等色。整体上给人一种清新素雅，焕然一新的感觉。

  

    四、文人服饰
 

    宋代是文人政治的时代。“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选拔文人担任要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随着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对服饰文化产生影响，文人的服饰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社会阶层、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其文人身份的服饰文化。

 

    宋时文人衣着总体风格为宽大的长衣，强调突出穿着者的个性化，据身份的不同也有标识性衣着。从流传下来的宋人画像可知有以下类别：

 

    褐衣，长而宽大，下长至踝，多为白色，领、袖和裾边用黑色缘边。多为文人隐士或道家之人所服，明代李士达《西园雅集图》中的米芾、苏东坡和秦少游皆穿此服。（图四）

 

    襕衫，文人常用之服。用白细布做成的长衣，圆领大袖，腰部有襞积，衣裾处施襕。为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所用，也即是还未走入仕途的文人之服；入仕后则服有色衣。有的衫衣不施横襕，称之为直掇，是文人隐士居家的轻便服装。

 

    道衣，道衣为斜领右衽相交的大袖长衣，四周以黑布缘边，有的也以茶褐色布为之。文人常服此衣。

 

    鹤氅，是文人常用服装。形制为对襟，衣袖宽大，下长曳地，多作外衣披于身，身份地位高的文人多用鹤羽捻线制作，故称为鹤氅，或叫羽衣。赵佶《听琴图》中男子和《苏长公像》中的苏东坡都穿此衣。一般文人隐士多用布制作。

 

    背子，文人服长背子，多在领袖部缘边，作为小礼服来穿用于衫外，显得高贵文雅。

 

    衫，南宋之后，文人的装束有所改变，衣装主要以衫为主。《宋史·舆服志》：“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9]其中深衣、帽衫和襕衫为旧制外，另为南宋文人所独有。紫衫是一种紫色的缺袴衫，随唐时为武士服，北宋用作军校之服，南宋时因战事频繁，文人也多着之“以应便戎事”。凉衫，因以白色纻罗制成，也称为“白衫”，为南宋士人的便服，因其形制简便，也用于祭祀、交际及礼见。后因“纯素可憎，有似凶服。”[10]于是禁服，只是在居丧时可以服用。

    

    头巾，宋时文人以裹巾为雅，所以也创造了多种样式，有“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高士巾”、“逍遥巾”等巾式，多是以人物、景物名或是以含意来命名。其中最为流行的为“东坡巾”，是一种硬裹的高式巾。巾子以乌纱制成高耸的长方形，双层，项高檐短，形如直桶。戴时梭角正对前额正中。相传此巾为苏东坡所创，故名。明王圻《三才图会·衣服一》记述此巾：“东坡巾，巾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少杀。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著之则有角界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故名，尝见其画像，至今冠服犹尔。”[11]可见明代仍服此巾。除巾外，文人也戴帽，从唐时流传下来的乌纱帽此时是文人儒生的常戴。

 

    宋时文人的衣着色彩和当时文人倡导的思想意识有关，多采用黑白二色，特别是白色更为流行，一般多在领、袖、裾等处以黑色缘边，礼服多以皂色为主。

 

    宋代民服整体的面貌是简练纯朴、洁净自然，不过分追求奢华。一反唐时服装的浓艳和华丽，自由和开放。在女装表现的尤其明显，如再也不见唐时大袖、低胸的纱衣衫裙装，而是普遍穿着合领窄袖的背子或半臂，下裳多为瘦长多裥的百褶长裙，整体风格偏于瘦长。女子也不再穿着男服，而是各阶层女子有固定的服样。总之整个社会形成了简朴淡雅恬静风气，袁采在《世苑》中讲女子的服饰要“惟务洁净，尤不可异众。”政府部门一再对服饰三令五申，“务从简朴”， “不得奢僭”。《宋史·舆服志》载：“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采捕金翠罪赏格。’”宁宗嘉泰年间“以宫中金翠燔之通衢，贵近之家犯者必罚。”[12]宋廷的这些禁令主要是针对富商大贾和官宦之家，宫中用物还是奢靡豪华，但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巨大的，宋代和其它朝代相比服饰确实要简朴得多。

 

    宋代民服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文人气息比较浓厚。宋时的文人政治使得文人的思想意识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美学观念，使得各领域美的标准如当时的文人画一样趋于淡雅疏彩。在服饰上表现为款式的简练和色彩的恬淡，不事雕琢，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神韵。如文人的衣着多是长袍大袖，腰束丝带，头戴各具特色的巾子，豁达飘逸；色彩也多为黑白二色搭配或淡色衣装；这种服饰标准影响至元明时期，以至于成为中国文人的代表性装束。在女装上的表现为简洁背子和长裙的普遍穿着及色彩上多使用间色。宋代诗词中多有吟咏女子淡装的词句，如苏轼《于潜女》中：“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陆游《村女》有“白襦女儿系青裙”句，多是反映女子服色的浅淡柔和之美，这种浅淡柔和色彩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成为仕女装的主流。

 

    总之，宋代民服上承汉唐华服之遗韵，又较多地注入了时代元素，改变了唐代服饰的华贵气势而趋于平淡和简朴，使之更具有了平民意识。各具特色的工商业者服饰、文人装及仕女装都成为了元明清时期汉人着装的典范，成为在异族统治时期汉人思想上的一种寄托。吴爱琴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元·脱脱等.宋史[M].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同[2].

    [4]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同[4].

    [6]同[4].

    [7]宋·吴自牧.梦梁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8]新刊大宋宣和遗事[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9]同[2].

    [10]同[2].

    [11]明·王圻.三才图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