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当代古陶瓷田野考古与研究的先驱陈万里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写道：“20余年前，在河北一带收购古物的商人，不断地把碎片运到了北京，从那时候起，北京方面才知道了当阳峪窑。可是到今天，要想见到几件真实的物品，极不容易，因为有好些宝贵的材料，都被帝国主义者盗去了。”

　　“在我国已知的唐宋窑址中，为外人首次发现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焦作市的当阳峪窑为绝无仅有。”著名古陶瓷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叶 民先生2001年在《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中如此“开门见山”。

　　最初发现当阳峪窑的，是英国人司瓦洛先生，时在1933年。

　　司瓦洛长期居住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从事古陶瓷收藏，是一位陶瓷收藏大家。1933年，他获聘焦作“中福公司”时发现了当阳峪窑。

　　这里先说一下“中福公司”。

　　焦作是一座煤城，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焦作市的骨干企业，前身是焦作矿务局，焦作矿务局前身是中福公司联合办事处，中福公司联合办事处前身是福中公司，福中公司前身是英国的“福公司”。

　　“福公司”是在英国注册的一家公司，注册资本2万英镑，政治背景极深，意大利首相罗迭尼有100英镑股份，英国王后快婿劳尔呐与其他显贵大员亦有股份，伦敦劳脱确特洋行是其后盾。

　　1898年6月21日，中英在北京签订协议，福公司进入焦作，开采“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得利以35％报效朝廷，60年后产业悉数归华。此外，为了“洋务”，还对福公司修建铁路、兴办学堂提出具体条款。所以，此后几年，全长300多华里的道清铁路出现了，中国第一所高等路矿学堂——焦作路矿学堂出现了。它是清政府、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深入中原内陆的产物。

　　福公司“井巷工程完备”、“煤炭成本低廉”，售价只有土窑的五分之三。在此以前，数以千计的土窑星罗棋布，焦作生产煤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福公司严重影响了当地窑主乃至穷苦百姓的生存空间。为与福公司抗衡，1914年8月8日，当地小土窑联合起来组建起“中原公司”。为避免中原公司和福公司长期争斗，两败俱伤，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组建“福中公司”。1915年6月1日，“福中公司”在焦作成立，它是河南最早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也是一战爆发后，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的产物。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的大屠杀告全国人民书》，罗章龙、何叔衡等到焦作指导工运，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拉开序幕，直到1933年都未能恢复正常生产。

　　1933年6月，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中原公司、福公司依照中国法律，在焦作成立“中福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双方第二次合作经营。第一次福公司名称在前，第二次中原公司在前；中原公司称第一矿厂；福公司称第二矿厂。

　　就在这一背景下，司瓦洛获聘“中福公司”；本在开封从事古陶瓷收藏的司瓦洛，在焦作发现了当阳峪窑。

　　煤与瓷土是共生资源，烧造瓷器亦离不开煤炭资源——焦作煤炭“质坚色美，无烟无臭”，岂能不产上好之瓷！

　　从当阳峪瓷窑，到福公司、福中公司、中福公司、焦作煤业集团，只是一种产业转身……

　　发现“瓷谷”

　　司瓦洛在焦作如鱼得水，他经常从当阳峪百姓那儿收购古瓷。

　　古瓷一旦进入市场，盗掘难免疯狂。不但就地卖给司瓦洛，而且卖到了北京、上海、开封等。

　　1934年，司瓦洛邀请瑞典工程师、关心中国考古学与古陶瓷的卡尔贝尔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并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刊发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记录》。而今，游走在当阳峪瓷窑遗址，1934年的“景象”自然不再；记者回不到1934年，只好在此粗略整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记录》，一窥那时当阳峪的风貌——

　　太行山坐落在焦作镇的北边，离焦作镇有一里多地。这个山里有很多复杂的山谷，当阳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又宽又深的山谷。现在这个山谷变成了大片农田，过去从村口到山谷深处大约一里地都是瓷窑。谷的两侧都是黄土断崖，高度由数尺到20尺都有，断面埋着不少窑口。这个山谷有多少窑我不太清楚，但至少有400个。

　　窑是在黄土断面上挖成的，就像蜂巢一样。尽管很多窑已经埋在黄土之下，但那露出的烟囱与黄土断面上那一个个匣钵与窑壁，讲述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窑址中散落的匣钵碎片很多，道路上的台阶与农家的土墙，都是用这些东西建成的。

　　这个沟谷被两侧的小山丘夹峙着，丘上是当阳峪村。村中散落着无数瓷片，我发现有像纸一样薄的瓷片，非常漂亮；还有上了各种各样釉色、很漂亮的瓷片，散落得到处都是。我对其种类的多样性，感到吃惊。

　　往山谷里走，古窑址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绞胎瓷的美丽瓷片。是用白色的瓷土与红色的瓷土绞为一体做成的。这种瓷器可能是一位特别有名的陶工的作品。绞胎瓷不管在村落里还是古窑址，都能发现。司瓦洛收集了非常多的瓷片，看了瓷片大概知道器物的种类与形状。

　　在一个地方，我发现十分少见的并有定窑风格的瓷片，纯白的瓷胎上涂上褐色釉烧成的瓷片（紫定类瓷片），非常漂亮，做工也非常好。第一次看到时，还怀疑是后世的作品。由于在窑址确实发现了钧窑风格的瓷片，所以应该就是宋代的瓷器。瓷片光泽特别强，瓷胎像纸一样薄。司瓦洛收集的也不乏这类瓷片。但是很少见到完整的瓷器。

　　以上两种（绞胎瓷、紫定）是当阳峪窑烧出的非常优秀的瓷器。

　　但是，当时当阳峪窑要满足很大范围的需要，所以也烧了很多北方中国其他类型的瓷器（“磁州窑系”类型的瓷器）。司瓦洛也收藏了很多，黑色的花纹瓷器多为壶和瓮，白色刻花的多为枕。铁绘花纹（铁锈花）大致上都是鸟、虫、竹、唐草（中国传统图案，多取忍冬、荷花、兰花、牡丹等花草，艺术处理后，呈“Ｓ”形波状曲线排列，构成连续图案，造型多曲卷圆润，通称卷草纹，因盛行于唐代，故又名唐草纹）等种类。在白底上用黑色或褐色画出了北宋独特的自由奔放风格。

　　刻花手法做的瓷器，一般都带有红色或暗红色，有时还会有蛋壳色的瓷片。图案多是像唐草一样的有象征意义的各种曲线，非常自由豁达。

　　在当阳峪，还有钧窑，窑址里发现很多钵的碎片。瓷胎为灰色坚硬的半瓷质，瓷胎上涂有美丽钧窑风格的釉。同时发现很多小的色板，有一些做得非常好。有的色板标有一、二、四、六等号码，好像是为了区别釉的颜色。

　　一说起编号的钧窑，谁都会联想起钧瓷中特别优秀的水盘与花盆之类的瓷器。只要是优秀的钧瓷，其底部肯定会刻有数字。这些数字是根据釉色不同而不同，还是器型大小不同而不同，现在看来都说不通。汝窑、官窑、龙泉窑等相对釉色变化很少的瓷器上，没有刻数字。只有釉色变化特别多的钧瓷刻有数字，就很值得我们注意。

　　另外，当阳峪窑还烧制两种瓷器。一种是像人、动物、塔、小壶、水注之类的玩具，另一种是宋三彩。

　　按照卡尔贝尔先生的这一报告，他到了一个他自称“瓷谷（Ｐｏｔｔｅｒ'ｓ Ｖａｌｌｅｙ）”的地方——当阳峪窑场集中在一个山谷里。

　　卡尔贝尔先生在报告中将新发现的这座瓷窑称为“ｔｈｅＣｈｉａｏ Ｔｓｏ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ｓ ”，“ＣｈｉａｏＴｓｏ”曾迷惑了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我从来没有查到过这个名字用汉字应该怎么写，手边的地图里也没有找到与之对应的地名；也好像不是修武县的古名，问别人也没人知道；最近从查过详细地图的藤田国雄先生那儿才知道，原来它是“焦作镇”。

　　“ＣｈｉａｏＴｓｏ”困扰了小山富士夫先生，“Ｐｏｔｔｅｒ'ｓ Ｖａｌｌｅｙ”也困惑着记者。

　　记者就此询问当阳峪村村民、现在圆融寺上班的焦太庆先生，他也闹不明白。

　　焦先生骑着电动车，记者坐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