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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历史文化:王屋山与上方真元道派

2013/10/15 15:03:53 点击数: 【字体:

  按语:王屋山是古代道教圣地,唐代盛极。唐宋以后,由于国事动荡,道教日渐衰落,但是仍有不少道人为在乱世的夹缝中求得一份安宁,借助王屋山的仙山名道之影响,到这里读经修炼,创立新道派。产生于金元之际的上方真元道派就是在王屋山创立的新道派,天坛峰下的十方院,就是这一道派的著经立说之所。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过去见之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系博士王卡的这篇论文,不但论证了上方真元道派八种经书均出自王屋山,而且为今研究阳台宫、通仙观的兴衰沿革提供了具体准确的史料。

  王屋山在河南省济源市西北,自古为道教圣地,号称清虚小有洞天,位居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唐代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曾居住此山修炼。玄宗开元年间,朝廷在王屋山中岩台为司马承祯敕建阳台观,使王屋山在道教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南宋金元时期,全真道兴起于北方,并传入王屋山。在当时王屋山的道教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道派———上方真元派。关于这一道派的历史及其经典教义,笔者曾在《真元妙道与真元妙经图》一文中有所论述①,本文想要继续探讨上方真元道派与王屋山的关系。因此首先简述有关上方真元派的情况。

  一

  现存于明《道藏》中的上方真元派经书,据笔者所知共有八种。即《上方灵宝无极至道开化真经》三卷、《上方钧天演范真经》一卷、《上方天尊说真元通仙道经》一卷、《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一卷、《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一卷、《上方大洞真元阴阳陟降图书后解》一卷、《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一卷、《渊源妙道洞真继篇》三卷。这八种经书,除最后一种题有“真元门生李景元集解”外,其余各篇均未注明作者,而是假托上方无极灵宝天尊、上方太上道德天尊、上方玉虚明皇天尊等神仙降授。

  据笔者考证,上列《开化真经》、《演范真经》、《真元通仙道经》、《大洞真元妙经》等四种经文,均为金元之际上方真元道派的经文。其编造者即道士时雍及其弟子子明。时雍字尧民,又称“太清时公”或“时师逍遥”,大约于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0年﹚在世。他是上方四经的传授者。他的门徒子明,自称“太清羽客”或“逍遥门下下愚鲰生”,是上方四经的刊印者,刊印时间应在金元之际。《大洞真元妙经》后跋云:

  时师逍遥与太清羽客详议曰:夫《上方开化经》及乎《演范经》者,诱引初地修行之人;其次《真元经》者,化导中品明玄之士;又其次《大洞经》,乃出世之梯航,实登真之径路尔。原经大义,先圣偕言,人而内外之道也。其内静也,运冲和之气,先进思忧则正,正则知道德仁义礼则明,明则寡欲,寡欲则奚为而奚不为。其外动也,由柔逊之心,次去其恐怒喜止,知止则无可而无不可。然后四体生焉,三主全矣。于是可以远害,可以保身而考终命,其返真宅。诚哉善言,不可忘之,斯之为真元之道,无极者也。

  由此可见,这四种上方真经可分为上中下三品,经文所说的教义是“真元之道”。所“真元”,在经文中又被称作“上方真元浩浩一气”,亦即化生天地万物的太极真一元气。经文宣称:上方无极灵宝天尊有十种名号,居住在“上方真元一气化均之天”,传经说教,化度世人。世人应礼念上方天尊名号,依其经教修德行善,炼气养神,并施用“真元云篆”等符箓消灾保命,最终可成仙登真,返本还元。这种教义或道法,即所谓的“真元通仙之道”或“大洞真元之道”。

  上方真元派的经书,除“上方四经”之外,还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上方大洞真元阴阳陟降图书后解》、《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等图书。这三篇原本应为同一图书,合称《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也是时雍及其弟子假托“仙君”降授的。上方图书的内容,大体与宋元时期道士所作的《周易》象数图或金丹修炼图相仿。其书依天地生成演化、内丹修炼程序,排列十二图像,每一图后附以论说,引经据典,解释图像所蕴含的天地生化和内丹修炼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之末,有如下记载:

  子明告李昉曰:而昕也,闻诸逍遥云之,曩时臣朝仙坛,遇于白云司马炼师,言余届王屋清虚洞侧,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华》。玩其真迹,味其经旨,方知龙章凤篆,与世笔绝殊;圣法仙方,与凡文异轸。……爰昔抱朴真人得《元精》、《丹华》二经,授冲和先生,冲和先生授天台隐居刘君。刘君元祖,古瀛洲濮海郡人也。继拜般阳李真人,受金液之诀。时龙集己亥,适株林,于宇妪处获九鼎神丹。即感上方锡号太素真人蓬莱仙君,恒游世间,广阐大洞妙真之元。

  这段文字简要叙述了上方真元道派的师承渊源。该派假托抱朴真人(晋人葛洪)所得《元精》、《丹华》二经为其道术来源。抱朴真人以之传授冲和先生,冲和先生授天台隐居刘君元祖。唐代司马炼师(司马承祯)又在王屋仙坛获得二篇真篆仙经。刘君还从般阳李真人处得“金液之诀”,从株林宇妪处得“九鼎神丹”②,并感应上方天尊锡号“太素真人蓬莱仙君”。金人时雍所传的上方真元道法,据说即出自这位“仙君”。

  这一传承谱系,显然是时雍师徒杜撰的托古之词。所谓“天台隐居刘君”,生平不详,疑系南朝道士。司马承祯乃盛唐时上清派宗师,尝隐居天台、王屋二山修炼。时雍及其门徒既然假托此二人,表明上方真元派很可能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上清派有些渊源关系。从“上方四经”和“上方三图”的内容来看,上方派的“大洞真元之道”,的确承袭了早期上清派的《上清大洞经》法,但又有所发展。上清派的大洞经法原本以诵经思神、书符念咒为主。而上方派的教义和修炼法术则有宋元新道派儒道结合、内丹符双修的特点。

  根据前引《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时雍的门人子明对“李窻”讲述了上方真元派的传承。这位“李窻”与主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的北宋翰林学士李窻不是同一人,而应是金元之际的真元派道士。他的老师当即子明﹙此人名昕,疑亦姓李﹚。另外在金元之际还有一位真元门生,即《渊源妙道洞真继篇》的作者李景元。此人生平不详,他在书中自称为“真元门人”或“大梁羁旅卑污丐者”,当系金元间汴梁(今开封)人。据说他在戊辰年﹙1268年﹚孟春七日,蒙其师长明童﹙疑即子明﹚传授《开化》之经、《演范》之经、《真元》之经、《大洞》之经、《大洞图书》及《自然篇》、《妙真》之经。又说:甲子年(1264年)上元日,他在真元观焚修间,“俄有玄天上帝飞降法言,称《妙真》宝科,自于帝尧,乃上方道德天尊之应躬也,可传善人。”李景元恭承佑圣帝君飞降旨,摹印造成《妙真》宝文,“赍谒祠下表奏,仍乞分布鬻书之家,务传诸郡。”由此可知,李景元假托玄天上帝降旨,在上述七篇上方派经书之后,又编造了《妙真经》(即《渊源妙道洞真继篇》)。编造的时间大约在元代③。该书主要讲述中医脏腑经络学说和道教内丹家精气搬运法术,并增入儒家的忠孝仁义之说。

  总之,上方真元派是金元间新兴的道派。该派奉持上方天尊为主神,传习“上方四经”等经书,修持内丹与符箓融合的大洞真元之道。其教义既承袭隋唐上清派的道法,又具有宋元新道派儒道结合,内丹符双修的特点。

  二

  现在我们看上方真元派与王屋山道教的关系。关于金元时期的王屋山道教,金末著名学者元好问的《通仙观记》有以下记载:

  直王屋县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岗,丘阜连属,于华盖峰为近,而紫溪之水所从出,仙人燕君旧井在焉。开元中,敕置阳台宫以居司马炼师,近世乃于宫之左别为通仙观。通仙观者,初为泰和道院,郝志朴实居之。崇庆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为崇建,堂宇廊庑,以次而具。历兵乱得不废,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阳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砾,不阶一篑之助,积数十寒暑,而后有所就。乘平时,朝上方者率取道于此,宾客之所食息,几与阳台等,皆欢喜承事,无虚过者,而未尝丐贷于富人之门,人用是重之。郝之后,有李存道义之。义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庄周、列御寇之学,五经诸子亦所涉猎,妙于琴事,以自娱而已。或谓其于异书有所得,而不以传也。戊戌(1238年)之秋,予客济上,守素为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记之,则他日莫知所从来,吾二师者亦将湮灭而无闻,敢再拜以请。”袁往年从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师明道为介,故为记之。(见《遗山集》卷三五)

  从以上记载看,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年),在原王屋山中岩阳台宫之左另建有道院,卫绍王崇庆二年(1213年)改名通仙观。道士郝志朴、李存道、袁守素先后居此。该道观地处从阳台观通往“上方”(即十方院)朝圣的要道,规模几乎与阳台观相当。大概就在此处,出现了上方真元道派的经书。

  元好问《通仙观记》又说:

  壬辰之变,人有得炼师(司马承祯)所藏丹诀于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览八极,天老相,风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光昌宇,从六宫宫主,悉以天众会于天坛云台,论三洞秘文,普明法要。问答已竟,太一现身明轮间,元轩羽盖满空界,山川云日黯无精光。元真跪于斋坛之上,昧暧之际,太一与无央仙悠隐于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后记》云:“余留于王屋清虚洞侧,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华,玩其真迹,味其经旨,乃知龙章凤篆,与世笔殊绝,圣法仙经,暨凡文异轸。徒怀怅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习弥久,探颐渊微希,仿佛而已。又睹真皇宝,乃知上古帝王,丹宝并传,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宝授益,益事禹日浅,民不归益而归启,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刘君而下又忘继之者,可胜悼痛。维玉匮秘文,流运道气,而有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诚万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宝,复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记以岁月考之,知其往中岩时所藏也。(同上书)

  从这段碑文可知,在金末壬辰年(1232年),有人传说发现了唐人司马承祯在开元年间埋藏于石洞中的丹诀,或称真篆仙经二品。碑文中所谓“壬辰之变”,是指1232年蒙古军在河南禹县三峰山大败金兵,围攻汴京,金哀宗出京南逃归德。其后二年金朝灭亡。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在碑文中引述的司马承祯丹诀《后记》中的一段话,竟然与我们前文引述的《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关于上方真元道派师承渊源的那段叙述几乎相同。这就证明了上方真元派的经书确实是出于金元之际。而且这些经书的出现,极有可能与金末王屋山阳台观旁新建的通仙道观有关。碑文中还说真元君(又称太一)与天老、风后、力牧等众仙降临王屋山顶峰天坛云台(天坛山总仙宫),讲论三洞秘文。又说夏禹以丹诀授益(夏禹臣僚),民不归益而归启(夏禹之子),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刘君(即仙君刘元祖)而下又忘继之者。这些记载都与上方派经书所说大致相符。

  关于金元之际王屋山道教,金人李俊民的《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有与元好问相似的记载。碑文首先概述王屋山的道教名胜:

  王屋山者,在底柱析城之东,仙家谓之清虚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坛之南十六里曰阳台观者,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逝,隆然而起,似近而远,似断而连,隐隐乎山之阳者,九龙戏珠岭也。东向二百步许,溢天一之水,白而不浊,甘而不坏,为九鼎金丹之祖者,洗参泉也。岩窍其腹,廓然有容,嘘吸元气,与山泽通者,西北白云洞也。位高而自抑,势仰而还俯,如竦如惧,如趋如附,北面而朝坛者,华盖峰也。乱峰之间,邃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阳谷也。树林丛翳,虎豹却走,萧爽森肃,鬼神护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沟,陟瘦龙岭,蹑仙桥,款天门,然后登坛而朝玉顶,凌风汗漫,披云杳冥,其去天阙犹咫尺耳。时天界诸天,悉以天众见于每岁朝山之会,宜其为洞天之冠也。

  (见《庄靖集》卷九)

  这段碑文提到了阳台观、洗参泉、白云洞、华盖峰、上方院、蹑仙桥、款天门、天坛玉顶等道教名胜。然后又追述唐代至金元间王屋山阳台观的兴衰沿革:

  大唐中,中岩道士司马炼师始奏置阳台观道场,立像而严奉之,并御书额,壁画神仙、龙鹤云气等,升降辇节,羽仪金彩,辉光满宇。遣监斋韦元伯赍图画事迹题目奏闻,时开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玄祖之教,由此而振山林,学者皆生无上道心,不退转志,宜其为福地之冠也。

  又按《司马别记》曰:“余届王屋清虚洞侧,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一曰丹华。又睹玉皇宝,乃知上古丹宝并传,而莫不遐年,自夏禹后遂止,亡有继者。余不敢慢泄,复藏于名山,以俟其人。开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记。”以是考之,阳台观之成也,在司马炼师藏丹宝之后六年,开元二十三岁乙亥也。下值大金贞祐二年甲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火而毁,观改曰宫,随世沿革,崇其名尔。呜呼!玉笈秘文,流运道气,犹有升沉之时,况巍峨华构,岂无成坏耶?累代重规,一夕焦土,草木色敛,烟霞气沮,方外之游,未尝过而问焉。

  (同上书)

  碑文称阳台观的建立在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六月。又引述《司马别记》,说司马承祯在开元十七年(729年)仲秋节,将所获上古丹诀二篇重新埋藏在王屋山。这段记载与元好问略同,但埋藏年代更明确。综合二家所述,可知前文所说的上方真元派经书,应出于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之后。是王屋山道士假托发现司马承祯在唐开元年间埋藏的上古丹诀而编造的。

  据上引碑文记载,金元之际,王屋山道教因蒙金战乱而遭破坏。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大举围攻金中都(今北京),金宣宗被迫迁都南京(今开封),河北金人死伤惨重。王屋山阳台观毁于兵火,损失惨重,“累代重规,一夕焦土,草木色敛,烟霞气沮”。但据前引元好问碑文所说,1213年在阳台观左侧兴建的通仙观则“历兵乱得不废”,躲过了这次灾难。当时正值全真道在华北兴起,丘处机门徒在各处修复毁于战火的道观。金正大四年(1227年),即丘处机去世之年,有全真道士王志祐从山西来王屋山,修复阳台观。李俊民的《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称:

  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由平水抵王屋,周览胜区,感叹陈迹,慨然有动于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养道余暇,以起废为事。不募而役集,不鸠而材具,变污以洁,易故而新,宏大殿堂,修直廊庑,复灵官之位,列斋厨之次,接遇则有宾馆,招纳则有道院。其用简,其功速,旋天关,回地轴,华日月而平北斗,其为力也大哉!……

  先生少业儒术,长慕玄理,年高行积,境灭心休,幽人逸士,望风而禀受,号曰栖神子。……大朝己亥岁(1239年)三月二十二日壬辰,登真于岳云观,春秋八十有八。

  按上述元好问的碑文撰于戊戌之秋(1238年),李俊民的碑文撰于大朝己亥(1239年),这两篇同时代的碑文,不仅记述了金元之际在王屋山毗邻而建的阳台观和通仙观的兴衰,而且为我们考察《道藏》中八种上方真元派经书的时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由此可以肯定,这八种经书都出于金末元初的王屋山。

  参考书目:

  ①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

  ②按“金液之诀”即《太清金液神丹经诀》,“九鼎神丹”即《黄帝九鼎神丹经》。皆系魏晋道士左慈、葛玄等人所传炼丹经书。详见《抱朴子·金丹篇》。

  ③元成宗大德七年(1304年),加封真武神号为“玄天佑圣仁威上帝”。李景元假托玄天上帝或佑圣帝君降旨,应在元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系博士、王屋山古文化学会顾问。从事道教文献研究,主编《道教志》,与人合著《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整理古籍《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等。)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河南济源文明办(201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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