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鉴于关东（指今河南西部的函谷关以东或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原来六国的强族尚多，仍拥有强大的实力，遂于公元前198年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田氏、楚国昭氏、屈氏、景氏、怀氏5大族共10余万人至关中，给予好田宅，使其在关中建立新家业。其中，韩国、魏国的国王后裔及楚国部分王族，均是今河南境内的居民。公元前120年，关东大水，由西汉政府组织了一次大移民，《汉书·武帝纪》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些“关东贫民”，大多被迁往西部和西北地区，还有一部分迁至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被迁对象中有不少是河南人。据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考证，“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也”。

东汉末年，从190年汉献帝即位，至208年的19年间，军阀混战，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与各地许多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厮杀，横征暴敛，使广大人民遭受到空前浩劫。如190年，董卓逼汉献帝迁都长安，驱洛阳一带民众数百万口人入关，沿路死亡无数；191年，袁术在南阳征敛无度，百姓离散。没被杀死饿死的人，为了求生存，流亡到较安静的地区或逃出边境，没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离开本土向外地流亡。流亡何方？《三国志》一些篇章里提供了不少线索，例如：《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记述东汉末年战乱时人口流向说：“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说：“自京师（今河南洛阳）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间”；《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说：“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于此可知，东汉末年中原人为躲避战乱外迁，一般是先东移徐州，进而再由徐州南下渡江，迁入江南的江苏、浙江等省。此期南迁的中原人，有移居安徽者，如汝南细阳人吕范，避乱居寿春（今属安徽），遇孙策，后任东吴都督，曾介绍一批汝南老乡归东吴。有移居湖北者，如汝南安成周氏，汉末避地江南，后定居庐江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有移居江苏省，如东吴丞相濮阳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其父濮阳逸于汉末避乱江东（今江苏南京一带）；以才能与文采受到孙权重用的胡综，原是固始（今属河南）人，少时随母避难江东；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人赵达，认为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于是渡江投靠孙权；汝南（今属河南）富陂人吕蒙，年少时南渡，依其姊夫、孙策将邓当，后为孙权所重用。又据《三国志·吴主（孙权）传》记载，220年秋，南阳郡“阴、酇、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即河南南阳一带有五千家迁徙至东吴统治下的江东地区。有移居浙江者，如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全琮，曾安置上百位河南流亡人员，《三国志》说：“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又如，晋朝的孔愉，其先世居梁国（今河南商丘南），汉末避地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有移居四川者，如东汉末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刘璋的东州兵，便是“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组成的。有移居广东及越南者，如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程秉，东汉末避乱交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东汉末交趾郡（治所在龙编县，即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太守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这里的“中国士人”，即中原士人。

另据《林氏族谱》记载，东汉末年，董卓擅权乱政，“布言林氏宗党强于河北”，“汉主受卓谗言，收林氏宗族七百四十四人，同时流窜，昭穆失序，降于三方鼎立天下，下凡为三国，生民衣冠避于南地，因以枝分叶散”。林氏出自子姓，形成于河南，是殷商王族比干的后代。比干被殷纣王剖腹挖心处死后，其夫人陈氏逃难于牧野长林石室（今河南淇县西南、卫辉西北深山密林中的一个石洞），生下个儿子，名坚，因其居长林而生，后被周武王赐姓林氏。林氏源于河南，世居北方，由于遭受政治迫害，东汉末、三国时期被迫大批南迁，主要是迁入江、浙一带。

以上所述中原人于东汉末年南迁，均有文献可考，且大都是一些“士人”，至于庶民百姓流亡南方，人数一定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