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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浚县大石佛历史命运

2013/10/14 10:30:34 点击数: 【字体:

  2011年5月28日,河南浚县大佛高峰论坛隆重召开。浚县大佛开凿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楼”之美誉,被专家称为“全国最早,北方最大”。《大伾与浮丘》一书作者任思义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谈谈浚县大石佛的创凿年代》的论文,通过对浚县大佛的座落位置、地理环境,现存状貌、时代风格,文献资料记载、历史考证三方面的分析来考证大佛的建造年代。

  一、座落位置、地理环境

  大石佛座落在浚县城东南二里许的大伾山东崖,面向偏东南,目注黄河故渎。

  大石佛,古称大佛岩,俗称镇河将军,倚山凿就,高与崖齐,实测22.29米,巍然坐于七丈高的大佛楼内。“八丈佛爷七丈楼”,遐迩传奇。大佛楼,原为北魏时期的七层高阁,隋、唐、后周均有重修。元末,毁于兵燹。现今的大佛楼为明代正统十年所建。

  大佛楼前即天宁寺。天宁寺,后周以前名大伾山寺,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坐西向东。现存有山门遗址,遗址前有“七十二磴”,是大伾山寺的登山石阶。原来的大佛阁便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一座佛殿。

  1963年文物普查时,曾在“七十二磴”两旁的地下发现一对石兽,据专家鉴定,它是北魏早期的遗物。石兽的发现,不仅揭出了天宁寺的始建年代,也为大石佛的生年提供了旁证资料。

  二、现存状貌、时代风格

  大石佛是一躯善跏趺坐式的大弥勒佛像。其现存形象是:头部螺发,面方颊圆,略呈梯形。额间有“白毫相”,目平视,唇紧闭,表情庄严。两肩齐挺,脖颈较长,有三道肉纹。左手扶膝,手心向下;右手曲肱前举,手心向外,示“无畏印”。身穿五彩方格袈裟,双领直垂。坐四周方墩,足踏仰莲。五趾平齐,脚面平直,线条粗略。大石佛的外身泥皮彩绘已大部脱落,露出石刻的原貌。按其雕刻的纹路,属于直平阶梯式刀法,但在转弯处有突起的圆棱。从大石佛的整躯造型轮廓来看,呈△形,似是比例失调,表现出早期造大像的不成熟性。

  从大石佛自身所提供的时代特征来看,很不一致,有早期,也有晚期。△形体、方墩座、平挺肩、长脖颈、平板脚等,应属北魏早期甚至更早一些的特征。特别是脚踩仰莲,在全国造大像的历史上还是独此一例。而双襟直垂服饰,则是北魏太和服饰改革以后的形象;螺发及脖上的三道肉纹,更是隋唐晚期的形象。这种混杂的自身形象特征,使人一时难以作出结论。经研究,认为那些晚期形象为后人改造所致(详见后文)。特别是元代末年,红巾军至浚,将庇护大石佛的七层高阁,投以无情烈火,大石佛的部分躯体必致烧坏而崩裂脱落。后人无法补缀,故而才加以改造并糊以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原始形象便失真了。但是大石佛整躯轮廊是无法改变的,如△形体、方墩座,故而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特征。

  1985年全国部分专家莅浚考查大石佛。参加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马世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丁明夷、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步连升、敦煌石刻艺术研究所樊锦诗(女)、洛阳龙门保管所所长温玉成、河南石刻艺术馆周到以及浚县文管会部分同志。大家经过实地观察,查阅文献,共同讨论,最后把大石佛的下限划到北齐,一致否定了“为唐代作品”。

  三、文献资料记载、历史考证

  有关记载创凿大石佛年代问题的资料有以下几种,今加以历史考证如下:

  (一)明代末年浚县知县张肯堂所纂的《浚县志》(以下简称《张志》载:

  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兵。这个记载有因有果,可惜没有引出证据。黎阳是后赵的重要都邑,在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开凿大石佛是完全可能的。

  建平四年(公元333年),石勒死于襄国。在石勒死去的十年之前,后赵对外基本没有战争,与各“酋藩”相安无事,佛图澄又一向用事,在这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为开凿大石佛创造了成熟的历史条件。所以《张志》所记“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符的。

  佛图澄发展佛教,一方面凭借石勒的政治威力,一方面又打着“救苦救难”的招牌来博得广大群众的信仰。312年至少332年,后赵境内不断发生瘟疫、蝗虫、冰雹等自然灾害,澄每当听到这些灾情之后,便祝咒、诵经,为百姓禳祸祈福。这些史实,频见于《后赵录》,无需举例。

  当时黄河流经大伾山东。黄河,历史上称为害河,在豫北地区为害尤甚。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在今浚县西南约25公里),绝于西山,经大伾山东,东北去”。秦汉以来,黄河在黎阳一带屡决屡溃。长期以来,百姓苦于水患,无力抗拒。把解除水患寄托在天、神身上。佛图澄抓住了这个地方特点和群众心理,如驱除蝗灾那样,在大伾山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定取得“万众欢呼”。故《张志》所记“镵崖石为佛像”是为了“以镇黄河”就是这个来历。

  开凿大石佛“以镇黄河”,必是露天凿成,当时并未建有寺院。现今的天宁寺——始称大伾山寺,为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6—480年)所建,当时建寺的坐向显然是服从于大石佛的坐向的。因为佛寺的坐向都是坐北向南,而大伾山寺独是坐西向东。现存的山门遗址、“七十二蹬”便是有力证据。拓跋魏所建的重阁,必是大伾山寺的最后佛殿。实际上石兽的发现,就肯定了大伾山寺的断代;肯定了大伾山寺,也就无由否定拓跋魏所建的重阁了;肯定了“重阁”,也就说明了大石佛在建阁以前就存在的事实。

  至于建阁时的社会背景,无需详查。北魏的统治者大都信佛,兴佛建寺成风。孝明帝时胡太后在伊阙建石窟寺历时二十四年。正光以后,建的佛寺达3万余所。当时的黎阳亦必望风趋附。按照现存的大伾山寺遗址的布局来看,寺院规模并不宏大,或者不为朝廷举办而地方“投资”,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原因。

  (二)明代嘉靖三十八年《重修天宁寺三殿碑》载:该碑撰者为邑乡进士孟思,既是本县人,又是进士,对于大石佛的历史渊源就可能知道的比较详确:……盖有天地,即有此山。至夏,大禹名,《书》曰:导河‘至于大伾’。周之末,以子贡名,(山)东南麓,赐冢在焉。光武(帝),筑青坛(于)其巅,汉以青坛名。唐以大佛名,时,或凿弥勒之像……。畿南千里而遥,山唯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宁名。山有佛,千二百余年,其兴废几几。

  前一段,从其连用的几个“名”字来看,是在于说明大伾山的名称更替和含义。“唐以大佛名”,即唐时大伾山又名“大佛山”。惟“时,或凿弥勒之像”一句,令人疑为大石佛为唐人所凿。但第二段明白指出:“山有佛,千二百余年”。按这个记数上推即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上推一千二百五十年(设为1559-1250=309)正是后赵石勒时期,而不是唐时,这就说明了“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意为:唐时或者有人“改凿”了大石佛,或者说有人曾作雕凿加工。因为在同一块碑上,撰者绝不会前后自相矛盾。再说大伾山上就只有这一个大弥勒佛像,肯定指的不是第二个大佛像。

  孟思写碑必然有他的史料根据。张肯堂晚孟思71年。孟思只记下一个数字。而张肯堂记的有因有果。可见《张志》不是依据孟思的数据而以讹传讹,他必是另有依据。

  (三)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天宁寺《准敕不停废记碑》记载:

  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寺内(即指今天宁寺)有缺落碑铭,载相续年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簇连珠,肩偎合璧。

  上述的大意是:高与山齐的大石佛,据寺内的缺落碑铭记载。它的三十二妙相的“相续”年月也有四、五百年了。它的发型是连珠式,服饰是肩偎合璧。只可惜“四、五百年”这个数据很不具体。习惯上认为“四、五百年”应当是接近五百年,如按四百八十年推,(959-480=479)正当时北魏太和年间,这也正与建大伾山寺的时间相接近,与《张志》的拓跋魏覆以重阁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相续”一词。“相续”佛家语,因果兴废连续不绝之意。按《张志》所记是凿于后赵,这是“兴”时。后赵亡,归冉魏,冉魏归于前燕,前燕归于苻秦。黎阳归苻秦所有,历十余年。苻坚(秦王)曾下诏搜寺检僧,这时大石佛必被冷遇。这应是“废”时。至拓跋魏,佛事又兴。所以这里所说的“相续”年月,应是指的“相续兴起”的北魏,而不是创凿的后赵。这里可以看出嘉靖碑所记的“几经兴废”正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年月相互吻合。

  再者,后周碑所记大石佛的服饰,是“肩偎合璧”,发型是“连珠发”,而今大石佛的服饰是双领直垂,发型是螺旋发式,这正说明大石佛的形象已非昔貌,定是有人改造过了。而嘉靖碑所说的“唐时或凿弥勒之像”一语,无疑是唐人曾修过大石佛的,所以,大石佛现存的自身形象混杂,就是这个原因。而后周碑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四、结论

  归纳上述文献记载:后周碑“秦后著鞭而不动”。证明大石佛在前秦之前就已存在。与《张志》的“石勒以佛图澄之言,镵崖石为佛像”相一致,又与嘉靖三十八年碑的“千二百年余”时间相同;后周碑记的“傍临迥汉,显超岸于当时”,也就是《张志》所记的“以镇黄河”,嘉靖碑所记的“其兴废几几”,与后周碑所记的“相续”年月相互印证。查阅史册,其历史背景与后世的文献所记并无相违之处,这就足可以肯定大石佛确为后赵时所凿了。至于大石佛的自身形象混杂问题,后周碑已明言,大石佛本是“首簇连珠,肩偎合璧”,已有力地说明大石佛已非昔貌。

  大石佛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大石佛的时代特征是“两头(头和足)早,中间晚,轮廓早,细部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石佛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先凿了一个轮廊,而后世又接续完成。也就是说大石佛经历了几个朝代才竣工的。步连升先生说:“开凿偌大的石佛像,不是十几年的时间可能完成的。”此言有理。设大佛为后赵所凿,在后赵期间,不可能全部完工,因为后赵较为安定的局面是在石勒死去之前的十年左右。石勒死,子弘继位。不到一年,石虎杀弘自立。石虎性情残暴,穷兵赎武,在位十三年,发动大小战争数百次(参阅《后赵录》),弄得国内几无可征之兵。当时黎阳是后赵的军事重地,兵马频至,战争不休,百姓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去凿大石佛呢!公元350年冉闵屠石氏,建立冉魏,一切反石氏所为,亦必不兴佛事。353年,慕容氏灭冉魏,建立前燕。370年,苻秦灭前燕。不久,黎阳又归东晋所有。短短18年中,黎阳的归属辗转五次,谁还有暇去顾及大佛的事。所以,大石佛即便是后赵所凿,亦必是有始无终。同时这也是不见于史册记载的重要原因。至北魏,佛事大兴,早已停废的大佛像,才又得到复兴。所以大石佛继续凿成,可能就是这样的历史原因。

  综上所述,大石佛是凿于后赵,至前秦或遭破坏,拓跋魏覆以重阁(或作雕凿),“唐时或凿弥勒之像”(加工细部),元末毁于兵燹,明时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绘。大石佛的命运应是如此,其自身形象之所以混杂,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的客观现实,应是永远存在的。已经湮没的真象,并不是已经毁灭。我认为张肯堂纂《浚县志》,不会毫无证据便杜撰臆测,现在证据失查,也不能予以否定。况且“后赵说”又非《张志》一家之言。大石佛历史悠久,几经沧桑,历史证据失查,不足为奇,我们必须根据现有资料,查阅史册,反复求证,才能得出结论,不可悬置高阁以遗后人。本人不自量力,心高意大,不顾贻笑大方,放胆探索,据理推断,文中免不掉有少根无据,荒诞谬论之处,但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抛向读者,还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20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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