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师隈研吾“生搬硬套”地把日本人分为十类，即单身公寓派、清里食宿公寓派、咖啡吧派、哈比达派、住宅展示场派、独门独院派、历史屋派……“清里食宿公寓派”住宅中的人喜欢圆形餐桌；“日式酒屋派”的房子里会装有花柏木浴缸……

　　贴上标签的住宅，成了市民生活的透视镜。读来有趣。

　　这里无意模仿隈研吾的情调，把城区建筑分为几种类别，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把这些“点”上的各色建筑，翻出来讲述一番，无非是为了证明“看不见的建筑” 的主旨。采访中，专业人士笑说，这样的组合也不是不可以，言下之意，在他们看来是专业上的“笑语”，他们也不以这种组合下的建筑为圭臬。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也不想从专业的角度去讲述建筑的故事，至少，证明主旨的功能，它们还具备。

　　黄河博物馆的新馆正在盖建，据说，是设计上海博物馆的一位建筑大师设计的，具有现代化的流线型结构。已经退休十余年的老馆长刘春宣，却仍对如今黄河博物馆的旧址“念念不忘”。

　　这是一栋“苏式”建筑，砖木结构，但是此处所说的“苏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苏州风格，确切地说，它是“仿苏”，仿照1954年北京建成的苏联博物馆（现已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刘春宣告诉我们，黄河博物馆起初的名字是“治理黄河陈列馆”，那是1955年，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治理黄河规划，这是全国的第一个江河治理规划。其后，展品在故宫东华门传心殿展览，并在兰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城市巡回展出，当展品在外“流荡”两年后，为了给展品一个妥善的“家”，这才有了建造博物馆的想法。

　　时近中午，黄河博物馆后的小院静谧、闲适，遍植的低矮灌木与树木构成了一片极好的凉荫地，一溜小平房与博物馆展厅相距大概十米，基本平行，掩映在树丛中。顺着院中的小径，刻有“皇清”字样，龙腾图饰的石碑兀立在院中的西南角，这是1888年，纪念石桥黄河堵口工程所立。石碑下部已经断裂，两条钢骨紧紧地夹在石碑两边。

　　为了让我们更近距离地感受博物馆的内部结构，刘春宣热情地让值班馆员打开展览厅大门，一一地向我们指点。

　　这是一个布局简单的博物馆，整个展览馆内共分为南厅、北厅、中厅，南厅与北厅的格局基本相似。在每个厅内，入口处、中间位置的横竖两端各设置了三个刻有石膏浮雕的拱形门，外墙是一排窗户，刘春宣扳着指头算了算，“三个厅，就要有27个拱形门了。”中厅的地面还是建造时留下的水磨大理石，绿、黄、红，几种颜色已经被磨损得色彩转暗，由于地基的变化，有几处细微的裂缝。

　　刘春宣仰头，让我们看中厅的“顶”，呈锥形的木顶被粉刷成白色，西式的吊灯长长地坠在空中，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端倪，“现在的高度是原先的一半”。刘春宣撕下一张纸，在上面画出一条条黑色的线段，很快，一幅初具轮廓的图样映在眼前。原来，当初建成的中厅顶部，上部呈半圆形，看似教堂的外观，但是在文革时，大字报批它是“苏修”，为了免去“麻烦”，当时的馆长不得已命人将顶部拦腰砍断，然后缀上了后来的木制尖顶。

　　建筑的美，与历史的大背景相遇，谁胜谁负难以判断，但是至少，此时的建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固体美。

　　其实，在这座建造几十年的建筑中，随手就可以找到时代背景与建筑物之间的“不死”纠缠。转过大门，站在院中，刘春宣指着外墙上面的一块块突起物，以及上面的圆形透光窗，“这里面也有一段小插曲”。

　　1956年，国家提出了增产节约口号，提出要把华而不实的东西减掉，表现在馆内建筑上，要求层高要减低，不必要的装饰要去掉。这么一来，建筑的比例变得不协调，长宽高的和谐就要被打破，设计中的透光窗以及外墙上的装饰符号都要被拿掉，建筑失去了美感。

　　当时的黄委会副主任，借着水利部的一位部长到郑视察之机，把他领到了盖建中的黄河博物馆，这位部长不明“真相”，他一眼就发现“节约”一米后的层高是“先天不足”的，于是，在这番机巧事件后，原有的层高才得以保住。

　　看得出，老馆长刘春宣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充满了感情，不经意间，话语中会流露出对它的荣耀，他会指着外墙告诉我们，当时能够在外墙上粉刷也是不多见的，更多的是采用青砖外墙，或是在水泥上抹个面；还会低下头细细地察看馆内地面，认为这也是当时所用的上好材料……

　　荣耀与可惜同在，走在院中的小径中，老馆长说到展馆的即将搬迁，忍不住再一次地打量周遭的平房与展馆，这里沉淀着他的过往回忆，与展馆交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