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之地，在春秋时期本属郑国，称栎邑。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韩景侯伐郑，攻破栎邑，并迁都于此，改栎邑为阳翟。在后来的历史上，阳翟长期为颍川郡，钧州之治所。直到明太祖洪武年间，才取消阳翟县而称为钧州。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因避其名讳，又改称禹州。
然而，阳翟之称其本义何在？对此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古代“翟”与“狄”通。早在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北方狄人入侵并占领了栎邑，因此地处于嵩山之阳，故称阳翟。但考诸史籍，孔子修《春秋》，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他们所处的时代距狄人占领栎邑晚得多，但在《左传》中则一直称此地为栎邑，并无阳翟之称，可见，终春秋之世此地一直称栎邑。何况周王朝尽管当时已经衰微，但齐桓公却正在称霸。齐桓公在大政治家管仲的辅佐下，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率领中原各诸侯国，多次击败戎狄的侵入，有力地维护了当时政体下的国家统一。孔子曾由衷地赞叹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即如果没有管仲，中国可能会成为戎狄的殖民地，中国人可能要沦为亡国奴，像西北游牧民族一样“披发”、“左衽”。正是由于齐桓公，由于管仲，所以戎狄尽管曾经侵入内地，但并不曾长期在中原驻足。即使有少数狄人留居此地，但也决不会成为此地居民的主体，以致于影响此地的地名变更。
登封有阳城，也正是由于处在嵩山之阳而得名。与阳城相比，禹州城的方位并非正好在嵩山之阳，且距嵩山远得多。由此可见，阳翟之阳也并非就是嵩阳的阳。
因此，我们要了解“阳翟”这一地名最初的本义，不妨先将二字拆开。“阳”字，其本义指太阳；引伸意义，依地理方位而言，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反之为阴。至于“翟”字的本义，是指长尾的山雉。推而广之，所有事物皆有其阴阳两面，故《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明显的一面便称之阳，如上述之山南水北，受阳光之照，呈鲜明之状，故称为阳。再进一步引伸，事物之鲜明亮丽者，皆可以阳状之。故《诗经》云：“载玄载黄，我朱孔阳。”这其中的“阳”字便是鲜明亮丽之意。根据《辞源》中所列，还有其他解释，因与本文无关，略之。由此，我们初步可以断定，古人称此地为阳翟，是因为当时此地多有山雉，鲜明亮丽之故也。
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古人关于地名之称谓，最初多与当时当地的地理事物相关。或以山名之，或以水名之，或以方位名之，或以物产名之。如颍川郡，乃以颍水而得名；河南省，乃以其方位在黄河之南而得名。河南古称豫州，乃以此地上古之时多有大象而得名；禹州古称栎邑，乃以其多栎林而得名……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各地之历史积淀日益深厚，于是以历史文化特征而命名的现象亦日渐增多。如登封以古代帝王屡次登上中岳嵩山，举行封禅大典而得名；许昌则以其曾为许国故地而得名。
禹州之地，属暖温带气候，温和宜人。其地形有山区、丘陵、平原，且各占三分之一。更有颍水穿境而过，颍水之大小支流遍布全境，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使禹州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尤以此地曾为夏禹之故都，有钧台古迹之遗存而著闻，故后来又改称钧州、禹州。纵观禹州地名之沿革，正是经历了由地理特征到历史特征这样一个漫长过程。
再回到前边的话题，禹州之称翟，乃因其当时山雉之多，鲜明亮丽之故也。据传说，正由于山雉的鲜明亮丽，远胜于其他鸟类，山雉也很为此而自豪，常常站在河边，翔舞于河面，将自己美丽的身影倒映在水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鸣得意。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秋浦歌》中，为了夸张地写出秋浦锦驼鸟之美丽，于是以山雉作为映衬写道：“山鸡羞绿水，不敢照毛衣。”正是由于山鸡的这种美丽，使中国的上古先民由此而展开想象，创造出凤凰这一美丽的形象。因为这种创造源于现实又而高于现实，所以凤凰的形体更大，尾巴更长，羽毛也更亮丽，但其形状与山雉极其相仿。
地质考古也证明，上古时期的河南地区，当时尚属热带气候，广为分布有大象、水牛、竹子等热带动植物。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当年的韩景侯率部下来到此地，欣赏着郁郁葱葱的原始热带雨林，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更见山雉成群，遍地飞动奔走，色彩斑斓缤纷，眩人眼目，呈绝妙之景观。于是，他便流连不已，不禁连声赞叹：“阳哉翟也，阳哉翟也！”（多么亮丽的山鸡，多么亮丽的山鸡啊！）随从的文武大臣也都连声附和着：“阳哉翟也！”“阳哉翟也！”于是，此地便被称为“阳翟”。
此地的原住民对山雉也司空见惯，并无新鲜之感。可是对于初来乍到的韩景侯而言，这亮丽而鲜明的山雉，给人们的新鲜感受太强烈了，无怪乎他们要称此地为“阳翟”。这虽为揣测之辞，但今天我们从“阳翟”之字义，联系当时之史实背景，以及地名之沿革过程，则应该是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