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律层面上的抗争：对废除户主制的坚决反对与持续抗争

　　在卢武铉政府积极推动并最终废除户主制的过程中，韩国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抗争。在与主张废除户主制论者的辩论中，针对所谓的两性不平等论指出，在家庭内男女的作用不同，因而男女不可能平等。真正的平等是承认两性差别的调和意义上的平等，是对女性的人格尊重，而户主制正是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因而户主制是应该保存的传统文化。儒林还指出，如果废除户主制，将会因为尊敬长辈思想的消失而导致家庭的解体。

　　论辩之外，韩国儒林也展开积极的抗议活动。据韩国媒体报道，成均馆儒道会2004年9月15日在庆州乡校举行了抗议废除户主制的声讨大会。(注：《联合新闻》(韩文)，2004年9月15日电子版。) 次日，成均馆馆长崔根德发表强硬主张，提出如果国会通过户主制废除法案的话，韩国1000万儒林将展开大规模的罢免总统及国会议员的运动，并且提出“我们不要一个让家庭解体的总统”(注：《联合新闻》(韩文)，2004年9月16日电子版。) 的口号。在韩国宪法法院宣布户主制违反宪法之后，成均馆立即发表声明，指出宪法法院的判定，乃是最坏的误判”(注：韩国《中央日报》(韩文)，2005年2月3日。);韩国儒林甚至认为废除户主制是“反历史的，反民族的”(注：韩国《中央日报》(韩文)，2005年2月3日。)。看来，为了维护户主制及其背后的儒教传统文化，韩国儒林将会展开激烈的反抗斗争。对此，韩国学者评论说：“目前正在大韩民国国会争论中的民法改正案‘废除户主制’，正在引起当代韩国社会的进步的和保守的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即当代韩国社会正处在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呢、还是中断传统走向个人主义社会的新的潮流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换期。”(注：韩国《中央日报》(韩文)，2005年2月3日。)

　　总之，儒教的命运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韩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文化问题与现实问题，对儒教命运的关注已经到了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可以引起广泛争论与激烈对抗的地步。

　　三　当代韩国社会在儒教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困惑

　　尽管韩国的1000万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全力维护儒教传统及其文化价值观，但是，现实经济改革及其对于儒教价值的批判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户主制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的近200项法律制度的修改，最终预示了儒教传统在当代韩国所面临的衰落的命运。

　　问题在于，儒教传统在现实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当代韩国社会已经接受了抛弃传统儒教价值的文化命运，相反，这种现实的批判与法律层面上的废止，更加深了当代韩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担心与深刻的文化忧虑。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认为儒教不仅是几百年来韩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也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抛弃儒教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本民族精神的命脉，“儒教乃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的观念，成为当代韩国批判与抛弃儒教传统思潮下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忧虑。

　　当代韩国著名历史学家郑玉子(音译)在一篇文章中，就通过对“东道西器”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自己对传统儒教文化的忧虑心情。他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还是近代韩国的“东道西器”论，提出的都是“关于开放·自我保存的均衡感和应该反省世界化的本质”问题，的确是看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儒教国家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文化课题。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在于在近代以来能够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西方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始终处于劣势的东亚儒教国家所处的文化困境：即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试图寻找自我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东亚儒教国家(日本除外)，在文化与现实的对立中所处的痛苦境地。

　　郑玉子还指出，中韩两国在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完成上述东西方文化对比中的文化与现实对立的时代课题，因而才会造成当代中韩两国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产生出相同的文化心理课题，就像她所说的：“今天的问题仍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国家每当面临传统的转换期时，就一直在克服由自我保存伦理和开放伦理共存而需要对两者的智慧的调和所带来的危机。”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学人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也能够解释何以当代中国学人在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时，同当代韩国一样，首先从“中体西用”的论争开始的根本原因。

　　问题不在于研究者的观点是对还是错，而在于这种深陷于争论和反对中的儒教文化观念不仅带来了民众对危机后复苏的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而且使得韩国民众陷入了精神上坚守儒教传统文化价值和现实中不得不接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对立所带来的后危机时代的精神分裂痛苦之中。韩国学者赵慧净在《“你陷入了想象之井”：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对现代性与韩国文化的女性主义批判》一文中认为，韩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殖民地现代化”的危机，“自从韩国被并入由跨国资本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那一刻起，危机即已潜伏”(注：转引自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对当代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显示出一种悲观的宿命论思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赵慧净所说的这样一句话：“韩国人一直找不到一条超越于激情四溢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市场原则这种两分法之上的道路，这让我颇感绝望。”(注：转引自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这里提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坚守儒教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韩国经济改革所做的理论争论，引起了更大的危机感，尤其是对自己的经济主权与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威胁感到深刻的忧虑，进而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感到绝望，就像赵慧净在文章中所说的“令人担忧的是数量不断增长的年轻一代如今觉得‘与其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注：转引自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这表明，对于当代韩国而言，面临着一种微妙的难题，即现实与精神的对立问题。从现实的意义上看，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合理的。不改革韩国就没有办法度过这一场经济危机，韩国的经济就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而改革所触及的种种弊端，诸如政经勾结、裙带资本主义、财阀经济、金融腐败等等问题，无一不与儒教社会的宗法等级文化背景相联系，因而才引起韩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对传统儒教价值观的批判，并最终导致了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