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对曹操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为其制定了统一北方的基本策略，即劝曹操迎汉献帝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诸侯，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

　　公元196年汉献帝从长安东返洛阳，在要不要逢迎献帝一事上，曹操手下各谋士产生分歧，多数人不同意迎接献帝，认为“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则对曹操说：“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倡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为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其三，官渡之战。

　　公元200年，官渡之战爆发，这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战役，也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着名战役。

　　当时，袁绍兵精粮足，以兵十万、马万匹，南下进抵官渡，企图一举灭曹。鉴于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曹操部下很多人畏惧袁军势大，认为根本无法取胜。荀彧再一次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必弱”，同时又为曹操逐一点评袁绍的谋臣战将，“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坚定了曹操战胜袁绍的信心。于是曹操以二万精兵亲自出征，同时派荀彧坐镇许昌，留守后方，这充分体现了曹操对的荀彧高度信任与倚重。而荀彧也不负重托，为曹操稳固后方立下大功。

　　战至当年九月，曹操军粮吃紧，形势愈加危急，曹操本人也萌生退兵的想法。又是荀彧在曹操犹豫不决之际，为其正确分析了形势：“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公今划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坚定了曹操坚持待变的决心。不久，许攸投降，使官渡之战战局逆转，最终以曹操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官渡之战中出现的“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等等，与荀彧所预见的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