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那就是思想的穿透力远不如周立波！这不是说刘春来小说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办事处》的结尾，他乐观地提醒读者不要只看到改革开放中的不足之处，因为“太阳总是一寸一寸升起来的，阳光总是慢慢照亮大地的。社会要前进，总要有一部分人英通前进，还要一部分人忍辱负重。”在《时运》中他慎重提出：“我们要有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个典型在奋力奔向小康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比方说集体没有了，五保户怎样供养，水利工程怎样分摊，基层党组织怎么样适应新的变化，怎么样守住自已的阵地。总之，要尽快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找到新旧体制的衔接点。”无疑，这些都是作家自身思想的表现。但比较起周立波思想的穿透力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了。周立波小说思想的穿透力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暴风骤雨》写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这一新生事物，当年是关系到社会制度、农民命运和各种人的切身利益的时代大变革、社会大前进的伟大斗争，当时并没有任何蓝本，但他的小说居然成为了东北解放区土改工作队员自觉遵循的工作指南书，人手一册！《山乡巨变》写的是后来证明有过速过快、一刀切缺点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感觉到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批评过这一缺点，唯独周立波写合作化是自上而下的程序展开，借婆婆子乡长李月辉的口，含蓄委婉地批评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缺点。这固然是曲笔，但也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更需要多么具有穿透力的历史政治眼光！人云：每一个大作家都是一位先知，预言家，是人类命运和精神奥妙的揭示者，是重大精神悲剧和精神出路的启示者，也是人类精神陷阱的指示者。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里藏着的光耀。这样，就显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3刘春来在写实的技法上早已圆通熟稔，游刃有余，并不比他的同代人或者家乡的哪一个前辈差，甚至由于心态的放松和环境的自由，写得更轻松捷达，人情味更浓，但他远未达到“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在眼光的穿透力、精神的批判力方面，远远不如他所敬重的前辈，甚至还远未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高度。他虽然已经摆脱了名疆利场的羁袢，自觉地快乐地为底层而写作，但他还只是个“智慧的写实主义者”，离批判家、预言家、精神指引者、灵魂探索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花数年功夫伏案攻读一些思想家的名著，消化、观照头脑中大量的、宝贵的生存积累，拉近、缩短、甚至消灭作品和自身的精神距离，那时的刘春来，才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非凡俗的刘春来。当然，这是很高的标准了。现实向来是打折扣的，“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从这个角度说，周立波是刘春来永远的楷模，永远的导师。

   刘春来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什么
  
    中国要从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转型，必须实现农村人口的大转移。但这个农村人口大转移必须建立一个极其简单又极为重要的基础上：每个中国人都有饱饭吃。小说《时运》很朴实地写道：计划经济年代，“责任承包前，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农民全年口粮300斤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一，300斤以下有百分之八十九，其中不到200斤的占百分之三十。”○14城里人过年每人只配给半斤猪肉指标，豆腐、酱油、棉布、自行车都要凭票供应，极其紧张。在那样的年代，国家只能严格控制商品粮人数，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把进城的农民作为“流窜犯”打压。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家才有能力实行粮食开放，逐步容许、欢迎、提倡农民进城，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才能得以出台。这就是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的独特之处。中国是在最广大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最贫困的经济水平线上，最深厚的农耕文化上开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这和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和许多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很不相同。正是这个不同，进城的农民，为了生存，舍得拼命，“命就是钱，钱就是命。”“拿命去换钱，天经地义的事情。”大量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跨入灯红酒绿城市的的农村青年，他们试探着迈出一只只脚，小心翼翼又义无反顾地走进城市，融入陌生城市新的生态圈，裴平平就是龙鳞城里第一个自建私房的人，但真正站稳脚跟并融入的并不多。娥姐高中刚毕业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到深圳去发展过，但发展不起来。施丽华为了在城里立定脚跟，只好以身体做本钱下注，而且是一仆二主。三马虎为了在城里立定脚跟，只好与大十多岁的文寡妇结婚。另有好几个人，如桂海水的儿子，在城里犯了事，反被政府判了刑。七老板资金雄厚，彭玉蓉关系网宽广，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书中许多苦痛的活生生的事例表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初期起步艰难、悲剧色彩浓郁。那么，城市的原住民是否生活得优裕呢？不！他们中品质低劣者甚至靠骗农村人的钱过日子。某县城里一家小公司招考文员，一人一次收一百元报名费，那家公司的经理就是一个下岗工人，招文员只是骗钱的手段。下岗的车间主任春叔一家，是地道的城市贫民，更是城市贫民的优秀代表。他自身生活拮据，却对农村人相濡以沫，尽力接济。他时刻忧国家之所忧，说：当下有“一个怪圈。政府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政府盲目招商又拖欠张老板的钱。张老板违反合同付不出王叔的钱，工人们闹事，政府又要来了难——这个怪圈如何解得开呵！”这一笔非常重要，如实地摆出了我国城市化初期，农民、市民、政府都有困难，正因为各方面的困难，才上下一致，同舟共济，互相体谅，共渡难关，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才能持续而快速地推行下去。积极乐观的刘春来像积极乐观的春叔一样，不在意反腐倡廉的流行思路和显在的贫富矛盾，没有大写农村  “993861”部队和农村的萧条，没有大写进城的打工族的原始积累和市民的困难，避开打工崽文学的惯性思路，避开农民身份变化的一般性观照，避开市民生存的廉价乐观，从历史的、文化的层面表现当下农民和市民的命运，从而显示出社会的巨变。
  
    中国的城市文化与西方的城市文化极为相似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凡城市都具有六大共同性：一曰聚合性或集中性，各种人、事、物和观念因过于集中和浓缩，城市中心远离了自然，人受不了物的压迫，只好逃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白人退出城市中心，进入郊区，黑人则从郊区进占城市中心，来了一个位置大互换。二曰竞争性，城市中的一切，无不处于激烈竟争的态势下。三曰功能性，城市的一切设备，设施，都从“有用”出发，无空闲之物。四曰消费性，一切设备，设施，都是满足需要，刺激欲望，扩大消费，丰富生活，增强娱乐性。五曰前导性：大城市引领中小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消费新潮流，尤其在服装，饮食，娱乐三大服务性行业。六曰遮敝性与开放性并存——现代社会强调保护个人的隐私，城市的设施和制度都具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