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的忧虑，其所说“异端”也包括佛老。不过王阳明似乎更多地指向当时的“俗学”即功利之学。他说：“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学说事实上受到禅学极大的影响。与先贤不同的是，冯从吾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拒的态度，甚至称“佛法”“皆邪教也。”在《辨学录》中，对佛教除了批判和贬抑，几无肯定之处。为了正儒学，采取如此偏激的态度，似有失公允。

    其二，缺乏对佛教精神的准确把握。作为正统的理学家，在批判佛老的理学学术传承中成长的冯从吾，不像周程张朱等人那样，有过“出入佛老而后归之六经”的心路历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佛教的深入了解，这样对佛教精神的把握就难免有偏差。例如：佛教所说的“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含义既有一个演变的历程，在不同的佛僧或佛教流派那里也有不同的理解。华严宗说“心是尘因，尘是心缘”，禅宗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即是。但冯从吾则把佛教的“心”说成是与“道心”相对立的“人心”，又把此“人心”同于“人欲”，这就有失简单和笼统了。又如，佛教是反对“欲”的，包括贪欲、淫欲等种种物质之欲，并将其说成是“障”或“碍”。冯从吾却说佛教与儒学之差别在于崇“欲”，这是不合适的。又如，他总是说佛教离“理”而言性，其实他不了解，理学家所说的“理”，本来就出自华严宗所说的“理法界”或“一真法界”，佛教并未完全离开“理”（本体）而言心言性。从冯从吾的儒佛之辨可以看出，晚明的一些儒学学者特别是某些关学学者，由于缺乏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的准确把握，其反佛在一定程度上有失于理论的针对性。

    其三，救世心切，一切着眼于对儒学时弊的批判。冯从吾对时儒有着强烈的匡正意识。他认为时儒特别是王学之末流，其弊“皆起于学之不明，学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所以“仲好之所为力辨也”。因他有强烈的匡世救弊意识，所以有时在理论上就不免偏颇。如在辨佛儒的心性论时，简单地认为佛教所见之性，是气质之性；吾儒之所谓性，是义理之性。其实人性问题本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使在佛教中也不可一概而论。从竺道生以至禅宗慧能，尝把人性与佛性贯通，人性即佛性，故人人皆有佛性，佛性与善的道德性是相通的。但冯从吾则认为佛教所说的性，是从“气质之性”上说，是“专以能知觉运动”而言，认为释氏所说与告子的“生之谓性之性”相通，而丢了“理”这个本体。这就说得过分了。即使按照正统儒家说法，性只有一个，即义理之性，气质是理之载体，气质作为情才，是可善可恶的，这要看后天之习行，也不能一概视气质为恶。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论的：“先生之意，以喜怒哀乐视听言动为虚位，以道心行之，则义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则气质之性在其中。若真有两性对峙者，反将孟子性善之论，堕于人为一边。先生救世苦心，太将气质说坏耳。”黄宗羲所说“救世苦心”，“太将气质说坏”的评说，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其目的在于辨明儒佛宗旨而端正是非，抑制佛教对儒家学术可能造成的扭曲，在于匡正人心，端正学风。这既反映出冯从吾的思想特征，也可窥探晚明儒学的佛学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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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黄宗羲着、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王美凤，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J]，唐都学刊，2009（2）：84-87.

    出自: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年2期 作者：王美凤【原标题：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