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乔叶的作品直面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她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念、一种共识和基础，由它出发，小说家在写作中遇到了全方位的考验：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甚至是人性本身的。乔叶明显感受到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沉重便成为了她写作的总体背景。

　　批判与矛盾

　　社会批判构成了乔叶小说批判话语的第一层主题。仅就中短篇而论，体现社会批判主题的作品大致包括《叶小灵病史》《锈锄头》《盖楼记》《拆楼记》等。在这些小说中，乔叶集中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叶小灵病史》写的是农民的身份焦虑问题，《锈锄头》反映的是城乡差距和对立问题，《盖楼记》和《拆楼记》则直接将目光锁定了“拆迁”。小说所反映的农村城市化问题是当代中国最沉重的话题之一，这种沉重对作家造成的压迫在《叶小灵病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乡村女孩叶小灵一心想做城市人而不可得，于是她在家乡不得不以让人讥嘲和不解的方式勉力维持着自己打折的愿望，她对理想的坚贞、她的自爱、勤勉让人尤为心疼。令人诧异的是，小说结尾将这一切都颠覆了：当农村的城市化改造使叶小灵梦想成真后，她丢弃了自己原来那些美好的情操，变成了一个以“看电视、吃饭、睡觉、找人打牌”度日的庸人。这个结尾在小说中显得十分突兀，甚至破坏了人物和故事本有的圆融，但乔叶在此分明是要执意打破这种圆融，把叶小灵身上的“病”——农民身份焦虑导致的盲目和非理性——展示给我们。乔叶似乎想要借此告诉读者：现实比我们的愿望沉痛，而她不愿回避这种沉痛。

　　社会问题如果要继续追溯，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文化领域，所以，对文化的批判构成了乔叶小说批判话语的第二层主题。囊括在这一主题下的作品包括《山楂树》《他一定很爱你》《指甲花开》等。在这几个作品中，乔叶集中表达了她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山楂树》中，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伤害过小雅，也更严重地伤害了青年画家；在《他一定很爱你》中，一个纯情的骗子令人心酸且心疼地考验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世俗和平庸；《指甲花开》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陈腐的伦理信条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甘愿蒙羞。这些作品的批判矛头共同指向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这些异化有时是习焉不察的，有时是尖锐锋利的。此外，在小说《失语症》《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不可抗力》中，乔叶选择在“官场”这一特定空间中，将异化彻底地放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尤优、刘帕、小范，一个个光辉灿烂，而与她们相对的李确、张建宏、王建这些男性则都阴郁灰暗。这些女性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我们整个时代的功利、世俗和犬儒。

　　虽然乔叶小说中文化批判指向的是“现代”，但这并没有使她迫切地膜拜“传统”，她对“传统”的复杂心知肚明：《山楂树》中山民对青年画家妻子的排斥、山民爱吃的山楂在城市致人流产，都标识出一种显著的文化冲突，而不包含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指甲花开》中背负羞耻的后辈固然无反省地臣服于俗见，但长辈“二女事一夫”的行为也未尝不包含着愚昧。可见，乔叶对“传统”保持了很高的警惕，她在此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理智和清醒，但也正是这种理智和清醒使她的文化批判陷入了危机——她知道什么不可取，却不知道什么可取。

　　乔叶文化批判中所显露出的危机在她面对人性时变得更加显著。人性话语在乔叶的小说中首先是以建设性而非批判性的面目出现的，它联接着自由、解放，富有启蒙功能：《打火机》中的余真借一次半推半就的偷情复活了自己长久压抑的“坏”，通过“坏”铲除了自己早年被强暴而留下的心理阴影，“坏”在此作为人性的本能为自己作出了辩护，它反抗的是世俗伦理和它制造的“羞耻”；《紫蔷薇影楼》中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强占，最后演变成了两情相悦的偷情，得到辩护的同样是人性的本能。我们知道，人性不一定是单纯的，它既会是革命的力量，也会是破坏的力量，既会通向解放，也会带来毁灭。所以，当乔叶试图将她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现的问题通过一个更为普世的人性的角度加以审视和思考时，反而更进一步陷入了困境：《那是我写的情书》中的麦子代表了人性自由的力量，但爱的自私性却毁灭了一个家庭和一个生命，同时也使麦子自己陷入了“罪与罚”的永劫。对人性的批判就这样勉为其难地构成了乔叶小说批判话语的第三层主题。人性的复杂已使我们看到，在对待人性的态度问题上，简单的批判或颂扬可能都不恰当，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一种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