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我说。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标准，我一向这么认为。卡夫卡曾说：“说真话是最难的，因为它无可替代。”

　　这句话深得我心。

　　因为难，才宝贵。因为宝贵，才有价值。

　　说谎话的人处处可见，说真话的大约只有孩子。所以我视孩子们为小小的佛，粉嫩的小嘴个个都是口吐莲花。而大人呢，常常是假莲花。

　　日常说话是无所谓的。风里来，风里去，散话没影儿，闲话没根儿，都可以有被原谅的理由。若将谎话落在白纸上，只自己看看也不算过分。但是如果要将这谎话发表出来准备去赚稿费，就相当于要和读者签一个无形的合同，合同的第一要义就是诚实。诚实就是说真话。如果此时还满纸谎言，那就是违背了合同，违背了写作者的底线，不具备写作者的基本道德也就是第一道德。

　　那些明知是谎话还要说的人，在愚弄别人同时，肯定愚弄了自己。

　　那些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的人，在愚弄别人之前，首先愚弄了自己。

　　我尊敬的巴金老人多年前说过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此恳切，如此振聋发聩：“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诚实是最基本的美。“真、善、美”，无论做人还是做文，真都是第一，有了真，才谈得上其他。某种意义上讲，真，就是大善，就是大美。

　　《亮剑》热播荧屏，因为李云龙不是“高大全”，他除了烈火金刚的英雄之外还是个会满嘴骂娘的粗人。他真。而楚云飞这个国民党的高官也不是传统形象里的酒囊饭袋，他也精忠报国，他也才华横溢，他也真。德国作家施林克的小说《生死朗读》被视为反纳粹小说的新经典，是因为主角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女看守，作为战犯，在这场战争中其实也是个懵懂的受害者。——纳粹分子也是个受害者，纳粹分子也是人！她也真。

　　因此，看到有人写这些：身为已婚女人受到魅力男人诱惑，她的内心稳若磐石；身为绝版好丈夫忠贞不二，对妻子之外的任何女人都没有动过心；在单位从不曾嫉妒过比自己强的同事；从不羡慕别人有那么多钱……作为一个人，他从不曾在滚滚红尘的欲望中挣扎过，动摇过。——我不相信。

　　我相信的是：所有人的阳光笑脸下，都有难以触及和丈量的黑暗。当然，我也相信：所有黑暗的角落里，也都有不能泯灭的阳光。因此，我不去看历史我也会相信：爱因斯坦也会愚蠢，拿破仑也曾胆怯，埃及艳后也有天真，而提灯女神南丁格尔面对污秽生蛆的伤口也一定会屏息和恶心。

　　在北京全聚德吃烤鸭时，我曾目睹过动人的一幕：一个小女孩因为偷偷溜出去买帽子，被脾气暴躁的爸爸当众痛斥，她边哭边吃边对妈妈说：“烤鸭真好吃。”

　　看着小姑娘亮晶晶的泪珠和油汪汪的小嘴，我忍不住笑了。多么可爱的一句话啊。被爸爸斥责是难堪的，心里是难过的，但是，嘴里的烤鸭真的也是很好吃的啊。——而有一些写作的人，往往难过就只是难过，难过的时候就没有了烤鸭的好吃。好吃就只是好吃，就忘了被斥责的难过。

　　“写小说不都是虚构么？虚构不都是假话么？”有人这么说。

　　不，不是的。虚构只是个形式。如同影视、音乐、舞蹈一样，都只是个形式。它披着脱离实际的外衣，说着最真实的话语。——真太有力量了。如果不披着这样的外衣，它的光，会把太多的眼睛灼伤。因此，它必须披着外衣。但是，并不是说它披着外衣就是假的。它一点儿都不假。正如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小说和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在以假的形式说真话。而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人都是以真的形式说假话。也正因为人人在生活中都有撒谎的经验，所以写作中的真就更是奇货可居，是沙里淘金。

　　从沙里出来的人，谁还愿意看沙子呢？我这么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读者们太聪明太智慧了。只要你在作品中有意撒一点点谎，他们就能够看到。

　　“你说的真话就是真话，要是我的真话和你的真话不同呢？那谁的真话更真？”

　　——都真。你有你的真，我有我的真，他有他的真。真话不是真理。诚实不是真理。真话和诚实都只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和立场。写作者只是表达者，不是世界的裁决者。他只是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这就足够了。或许偏激，或许狭隘，甚至或许错误，都没关系。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自己的客观局限。——只要主观上能最大程度地对自己的文字诚实，这就已经很好了。正如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

　　“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

　　一个一个的真，不同角度的真，就能投射出一个“大真”的世界。

　　“说真话，掏出自己的心。”这是巴金老人的座右铭，我也把这句话视为我的。(乔叶 作者著有小说、散文集若干，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原标题：乔叶：写作的第一道德】